从传统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当下的“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这是武装力量运用理念的重大变化。显然，这种变化不仅仅只停留在政策原则方面，而是已经沉淀为社会普遍认识，成为一种常识。这种变化体现了人民军队职能使命的拓展，展现了人民军队从战争行动模式向和平时期运用模式拓展的重大变化，反映了党对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规律和模式的探索和构建，体现了党在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方面的深远谋划和战略思想，这种变化正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发展完成的。

　　2010年公布的《中国的国防》首次提出“武装力量运用”，并做了专门阐述，列出了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参加国家建设和抢险救灾，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中外联演联训，国际灾难救援7类运用方式。2013年，公布了第一部专题型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提出了“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的概念，并把运用方式细化为三大类共13种。作为白皮书的主要参与者，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舟强调，在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就是中国武装力量运用的一种方式。[1]据此，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军事斗争准备，维护社会稳定，参加国家建设和抢险救灾，海上及海外维权行动、联合国维和及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7大类运用方式。

　　依据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方式的变化，中国武装力量运用的实践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立足防卫，强化支援国家建设和抢险救灾的作用（1978—1989）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是这一阶段军事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在大仗较长时间打不起来的情况下，立足战备防卫的同时，军队积极摆脱临战状态，减少并控制作战行动，大力支援国家建设，展开抢险救灾。1979年初，西南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都是根据这一目的确定的。”[2]此役只打了1个月。同年，三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军队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军继续发扬我军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传统，积极行动起来，把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列入部队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切实做出成效。这一阶段，在大型工程、险要工程、急建工程等诸多重大建设任务，在特区基建、交通设施、农牧渔业、绿化改造、社会公益等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各领域，都能看到人民解放军奋战的身影。显然，解放军既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又是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而且，后者越来越凸显出来。当然，同期还开展了对外军事交流活动，不过绝大多数属于常规外交活动，由军队主导的成建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只是零星的，如1985年，中国海军建军以来首次出访，访问了南亚三国。

    第二阶段：结构性拓展武装力量运用（1989—2001）

　　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步入转型期，社会矛盾呈上升态势，社会稳定的压力增大。同时，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势加紧对我西化分化，支持我国国内分裂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压力增大。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武装力量运用内涵日益丰富，开始结构性拓展。

　　1989年，平息北京政治风波是武装力量运用方式结构性拓展的标志性事件。面对新中国政权巩固以来党和国家从未遇到过的最严峻的政治性突发事件，事后邓小平强调：“这次我们采取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4]江泽民在一次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创造，“一方面要依靠我们的政治、经济、外交工作，另一方面要依靠我们的军队”[5]。1989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首次明确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付各种突发事件，胜利完成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光荣任务。”[6]把“准备应付国内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的安定”置于“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同等重要位置。

　　与此同时，军事斗争准备强势展开，运用武装力量行使主权、维护统一成为军事斗争的重中之重。1993年，中央军委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并明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军事斗争方面的重点是要防止台湾发生重大‘台独’事变，防范其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军队要积极支持党和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增强对台湾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发挥军事威慑作用，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努力促进和平统一，同时在军事上要认真做好应变准备。”[7]1995年和1996年台海大规模军演，发挥军事的强大威慑力，掀起了反“台独”军事斗争的高潮。随后，1997年驻港部队进驻香港、1999年驻澳部队进驻澳门，创造了运用军队行使主权的成功典范。

　　此外，联合国维和及人道主义框架下的武装力量运用开始起步。1990年，中国首次派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截至2000年末，已先后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和军事顾问共522人次，派出工程兵部队两批800人次。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立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统一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工作。与此相近的还有军控型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中国两度在中越边境中方一侧进行大规模扫雷行动，消除边境冲突遗留地雷对当地平民的威胁。

　　这一阶段，支援国家建设，抢险救灾行动，仍在规模总量上占很大优势，但除了抢险救灾如98抗洪外，就其影响而言，很难与平息北京政治风波、驻军港澳、1995年和1996年台海军演等相提并论。武装力量运用的重点和热点，由经济建设领域向国家安全的多个领域拓展。

　　第三阶段：全方位强势拓展武装力量运用（2001—2012）

　　新世纪开启后，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迈入关键期。中国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急剧加大。国内和国际因素关联性增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互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形势极其严峻。新的形势下，武装力量运用全方位拓展，其规模、范围、程度不断升级，并呈现常态化趋势。

　　军队的使命任务就是对武装力量运用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对武装力量运用的现实需求。2004年，胡锦涛提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向世界公开提出赋予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职能。这就对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提出了全方位拓展的要求。2002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国边境地区成功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开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实兵演习的先河。截至2010年底，解放军与外国军队共举行44次联演联训。[8]2008年底，中国政府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又迈开了我军海外武装维权行动的第一步。从2003年开始，我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官兵人数成倍增长。据各期国防白皮书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官兵超过1.7万人，其中2003年以后占了9/10。此外，还有2003年抗“非典”、2008年南方抗雨雪冰冻和四川汶川抗特大地震、2010年舟曲泥石流救灾；执行奥运安保、上海世博安保、广州亚运安保等；处置拉萨“314”事件与乌鲁木齐“75”事件，等等。其中，奥运安保，军队出动4.6万人，动用98架飞机、60架直升机、63艘舰船以及部分地空导弹、雷达和防化工程保障装备等，而武警共投入了8.5万人。[9]窥一斑而知全豹，上述行动体现了武装力量运用向多领域全面拓展的强劲态势。

　　伴随这种发展态势，武装力量运用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力量建设问题逐步提上日程，常态化发展日趋明显。2001年，新颁布的《军事训练和考核大纲》第一次提出了“非战争行动”概念。次年9月，颁布的《军事训练条例》对“非战争行动”训练内容作了初步规定。随后，借鉴和改造外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做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这一理论定位，明确我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包括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6类，并对加强能力建设进行部署。2008年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把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科学筹划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此后，相继出台了《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规划》《关于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意见》《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财物保障办法》等重要文件。2009年1月，组建以军队力量为主体的抗洪抢险应急部队、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空中紧急运输服务队、交通应急抢险队、海上应急搜救队、应急机动通讯保障队、医疗防疫救援队8支国家级应急专业力量，兵力规模5万人。[10]2009—2010年，中国增长国防费投入，相当部分用于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主要包括能力建设和运用保障的投入。2011年9月5日，《解放军报》头版以“和平年代的伟大军事实践”为题，对2008—2011年的全军和武警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进行回顾，强调“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和平年代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指出这4年“成为我军和平年代动用兵力规模最大、行动样式最多、担负任务最集中的时期”。[11]

　　第四阶段：积极运筹武装力量运用，向备战打仗聚焦（2012—2018）

　　2012年，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思想。2013年，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部国防白皮书发布，这是一部专题型白皮书，以《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为主题，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武装力量运用的特别关注。白皮书再次强调：要“积极运筹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这揭示了积极运筹是新时代武装力量运用的着力点和关键点。

　　新时代武装力量运用最具代表性的成功之例，莫过于围绕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展开的系列斗争行动。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针锋相对，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实行常态化巡航，一举打破了日本多年来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这些斗争都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决策亲自部署，是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等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运筹的典范。战略指导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努力争取军事斗争战略主动，不断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行动筹划上，习近平主席始终要求，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深、想细、想透、想全，做到谋定而后动；把在什么时机、什么地域、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力量、采取什么方式、谁来组织指挥、怎么搞好协同等问题搞得很具体搞得很精准。这些原则和要求是我们不断赢得斗争胜利和主动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也有力地建构起武装力量运用中注重积极运筹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

　　积极运筹之下，武装力量运用更显主动更显强势，不断向备战打仗聚焦。针对台岛内“台独”势力及其活动，为了打击“台独”的嚣张气焰，我空军实施“绕岛巡航”行动。针对美菲制造的“南海冲裁”案，我们立场鲜明，综合施策，自仲裁结果公布前，高调举行西沙海域军事演习，配合舆论反制，文武兼施，有力有节，据理斗争，使这个裁决成为废纸一张。针对猖獗的暴力恐怖活动，我们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以霹雳手段，坚决打，狠狠打，决不手软，决不养痈遗患，坚决予以毁灭性打击。伴随着这些行动一次次遂行，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开始超越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斗争逐步凸显并上升为力量运用的重点。2015年专题性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将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相提并论，显示了军事斗争在武装力量运用中地位的提升，已相当于军事斗争准备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龙头，成为军事战略筹划和指导的主要对象。在军事斗争强势牵引下，武装力量运用向备战打仗聚焦成为大势。

　　改革开放40年武装力量运用的经验启示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结合新实践新发展进行解答。改革开放40年是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留下的经验宝贵而丰富，给我们以极大启示。

　　（一）运用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最好方式

　　世界一流军队不是在温室中养出来的，而是在风浪与血火中锤炼出来的。古人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揭示的是一种封建报恩思想，即所谓的食君俸禄，替君分忧，并不是指军队建设和运用的关系。古代军队也常承担大量非战争非军事性的任务。实际上，用是最好的建。毛泽东强调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边打边建，边建边强起来的。和平时期，缺乏战争实践，但参加社会生产和建设也具有建军强军的作用。这对人民解放军来说，尤为如此。党的八大上，时任总政第一副主任的谭政明确指出：军队“不能直接获得生产与社会斗争实践的知识和锻炼，觉悟程度就一定不能提高，政治就一定落后，甚至要发生倒退。这样，对于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革命军队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是危险的”[12]。可以说，坚持政治建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人民解放军区别于其他任何一支军队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源，更是人民解放军走向世界一流的根本保障。因此，习近平主席视察部队时就多次强调，在完成好军事任务的同时，要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工作。

　　（二）武装力量运用必须始终聚焦战斗力

　　武装力量特别是军队就是用来打仗的，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的主责主业。打仗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因此，平时的一切建设和运用，都应围绕着战斗力提高而展开。平时，军队必然要承担非战争性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必须有助于战斗力，而不是损害战斗力，冲击战斗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难险重任务，人民解放军要勇于承担。但不是要把所有的急难险重任务包下来，大包大揽是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而且在社会分工非常发达、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当今社会，未经专业化训练的军队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同时超量地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必然分散部队精力。因此，军队担负急难险重任务也需要认真研究，有助于战斗力建设的要保留，而不利于的则要压缩，甚至移交地方。改革开放初期，基建工程兵、铁道兵转隶地方，这次军改中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全部退出现役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三）在创新中不断提高武装力量运用的质量和效益

　　武装力量特别是军队乃国之重器，是国家表达意志最有力的方式，是具有战略价值的政治工具。如果运用不讲效益，不讲质量，必然会削弱其战略价值，甚至丧失作为政治工具应有的灵活性，可靠性。随着军队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武装力量运用日益常态化，这方面的问题尤需高度重视。避免轻用滥用错用武装力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同作战一样，非战争运用特别是军事斗争运用，必须要讲艺术，甚至更要讲艺术。在毛泽东的战略运筹中，炮击金门中军事力量运用之精妙，绝不逊于三大战役的指挥艺术。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往往政治性很强，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具体行动连着战略决策，斗争一线连着中央高层，有着许多与战争行动不一样的特点和规律，但又与战争行动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的联动性在增强。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和平时期武装力量运用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兵力运用方式，不断提高运用的质量和效益，改革开放40年，就是武装力量运用不断创新发展的4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重视运用的创新，强调要积极运筹，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要求。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主任、教授）

　　[1]　《中国将多样化运用武装力量“强军”》，《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4月17日，第4版。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1页。

　　[3]　《当代中国军队群众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5]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6]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页。

　　[7]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8]　参见《〈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11-03/31/content_1835465.htm。

　　[9]　参见《〈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1/20/content_17157185_12.htm。

　　[10]　参见《〈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11-03/31/content_1835465.htm。

　　[11]　《和平年代的伟大军事实践》，《解放军报》2011年9月5日，第1版。

　　[12]　《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