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习仲勋赴广东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在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领广东人民积极进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在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转折关头，充分体现出一个改革先驱者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的宏阔视野和大无畏胆略，为广东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旗帜鲜明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左”的思想禁锢，为广东改革开放筑牢思想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党和国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特别是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1]文章在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由于文章主旨与“两个凡是”尖锐对立，所以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和质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习仲勋刚刚复出工作，就深刻认识到这场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义无反顾地站在真理的一边，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

　　6月30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2]

　　9月上旬，广东省委连续举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推动广东省委领导班子思想解放。习仲勋在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毛主席历来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现在，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3]习仲勋还与参加会议的同志，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头17年与“文化大革命”10年间广东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比较，促使与会者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才能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努力把各项工作搞上去。

　　在习仲勋领导下，广东省委“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旗帜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收到的效果也是好的”[4]。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省委和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

　　习仲勋在调研中了解到，广东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开展得不算迟，但还不普遍、不深入，各级党委，包括省委，对此还抓得不够紧。不少人还没有打破僵化、半僵化的精神状态，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模糊认识。因此，他号召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他还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海南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

　　面对解放思想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见，习仲勋进一步指出：“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5]他反复强调，一定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6]

　　习仲勋后来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不但表态，而且组织大家讨论，不仅省委讨论，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7]这样，广东就较好地打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讲求科学与民主的作风开始得到恢复发展，主观主义，生搬硬套，瞎指挥，一刀切，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以及违反科学的东西，开始得到纠正。

　　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坚决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和反思中的广东干部群众思想的解放，摆脱了“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实事求是思考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全力开展整风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为广东改革开放廓清道路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虽然进行了揭批清理，但在弄清路线是非方面还不够有力。不少干部对很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加上“文革”前“反地方主义”等政治运动打击了一大批干部，造成很多冤假错案，许多干部心有余悸，工作积极性不高。还有一些干部强迫作风依旧，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从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促进思想解放和作风改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而动员全省干部、群众，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把广东工作搞上去。

　　按照习仲勋的要求，广东省委借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8]，通过整风使各级领导干部弄清思想，统一认识，进而动员全省干部群众。

　　1978年6月，广东省委因势利导，及时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开展省委常委整风。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会议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9]。使党内生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

　　习仲勋还通过整风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从而团结广大干部。他说，“四人帮”颠倒敌我，分裂干部队伍，挑动派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省委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各种人加以正确处理，合理安排，恰当使用。他指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10]，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脱离群众。

　　这次会议之后，广东省直机关普遍开展了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风。整顿作风，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整顿机关，精简撤并机构，改变党政不分的现象；精简会议和文件，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各地市也积极响应，领导之间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误解和分歧，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随着整风的深入，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先后发出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促使彭湃反革命事件、南路党事件、“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李一哲”案件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这对全省上下震动很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使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促进了广东局势的团结稳定，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

　　三、谋划发展新思路，以农业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广东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广东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区位优势，工农业等的基础不错，但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不按客观规律发展经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百姓的生活水平低下。习仲勋赴任后，认为必须要迅速扭转广东经济落后的被动局面。

　　1978年11月至12月，习仲勋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习仲勋积极支持中央领导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

　　在讨论中，习仲勋分析了广东经济特别是农业落后的原因，并就如何搞好大干快上发表意见。他提出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全面发展，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出口。[11]

　　习仲勋还建议中央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和华侨资金，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经济合作。习仲勋的这些新想法，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1979年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研究如何联系实际，实现广东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分析了全省工作情况，认为广东具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条件。习仲勋强调，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纲，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会后，省委决定组成8个工作组，由省委领导带队，到基层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习仲勋和各工作组一起分析研究问题。习仲勋和省委常委认为，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首先必须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省委制定了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决定增产措施；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计酬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要调整粮食统购任务，坚决不购过头粮，让农民喘一口气，休养生息；根据广东“特长”，对经济作物的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大力发展畜牧业；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渔业生产；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农业现代化的试点；珠江三角洲要走农、工、商相结合的道路，国营农场要加快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还要求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引进先进技术，吸收外资，大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发展旅游事业。

　　在习仲勋带领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广东得到认真的贯彻，广东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发生转变，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一切，为广东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奠定了基础。到1979年年底，广东已基本实现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

　　四、充分发挥优势，筹建经济特区，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在谋划实施广东新发展探索的实践中，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一班人发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但旧有的经济体制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政策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

　　1979年4月，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为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材料《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专题报告》。两个材料根据广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充分利用外资、划定贸易合作区等建议。同时也提出：“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方面先走一步。”[12]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13]。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材料，是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之后的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习仲勋将广东省委对于广东发展的思考进行了汇报，并多次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14]。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并敏锐感到这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发〔1979〕50号”文件，指出：“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5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5]

　　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如何办，怎样办好，对于全国改革开放道路如何走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迅速展开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在三至五年内宝安、珠海的建设目标及政策措施。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经济特区”名称首次见诸新闻媒体。1980年8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率先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地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和政府自身改革等方面体制改革中走在前面，为全国推进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五、大刀阔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广东改革开放建立制度保障

　　在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习仲勋深深感觉到“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他下决心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在实现广东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习仲勋把农业作为突破点，重点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开始恢复60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并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

　　习仲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支持。他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

　　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在1980年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大幅增产。于是，在4月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习仲勋指出，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5月31日，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肯定支持，坚定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决心。到1980年底，广东省有40%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11亿斤，农民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16]

　　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习仲勋指出，我们对企业的管理，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扩大企业权力，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要贯彻按劳分配。根据中央关于放权搞活的精神，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等一系列文件。

　　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和价格、流通、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作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对此，习仲勋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决定运用经济手段改善经营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而促进国营企业改革。1979年8月，习仲勋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要更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一定要把生产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按需要生产，搞好产销见面，以销促产。要研究和试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17]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先后批转印发了《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等文件，给企业下放了数十项权力，赋予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开始了国营企业经济体制的改革之路。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由于原有的价格体制在价格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使价值规律失去了杠杆的作用，严重束缚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尽快改变这一局面，习仲勋领导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以放为主，放调结合”的方案，根据商品经济的特点，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广东调查，认为广东已经走出一条价格体制改革的新路子。

　　1979年，中央允许广东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方面先走一步，习仲勋等领导决心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在对外贸易体制领域进行改革。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习仲勋号召在对外活动中搞联合经营，经营的项目有的以地方为主，外贸部门参加；有的以外贸部门为主，投资和扶植地方企业。在工贸、农贸关系上，要认真做到“四联合、两公开”（联合办公，联合安排生产，联合对外洽谈，联合派小组出国考察；外贸出口商品对工业部门公开，工业生产成本对外贸部门公开）。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著效果，外贸出口3年翻了番。[18]

　　在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广东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对计划管理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后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1]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51页。

　　[2]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3]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4]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5]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6]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7]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

　　[8]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9]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

　　[10]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11]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2]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13]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14]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5]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16]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17]　《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18]　《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