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共有两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高潮，第一次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工程，第二次就是70年代初引进26个大型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简称“四三方案”。

　　一、引进26套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从引进化纤设备开始，是当时解决民生问题的迫切需要。

　　60年代起，先是由于“大跃进”失误造成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后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生产，棉花歉收，棉布供应持续紧张。因此，我国城乡居民的穿衣基本需求一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许多消费必需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

　　国际上发展中国家解决“穿”的问题，主要是靠种植棉花。人多地少、粮食尚未过关的中国，不能拿出大量耕地来种棉花，生产化纤是唯一出路。1959年中国开发大庆油田后，到1972年石油产量高达4567万吨，可以拿出一部分生产化纤。问题在于，没有生产化纤的技术设备。于是，进口化纤、化肥生产技术设备，成为一个急需的瓶颈问题。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洋奴哲学”，棍子横行，没有人敢提出进口方案。

　　在客观条件成熟的必然下，一个时机偶然地到来了。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长沙，他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处走走，买东西，回来向他汇报社会状况。有位女服务员说，为了买一条俗称“的确良”[1]裤子，排了两小时队，饱尝“千辛万苦”。毛泽东深有感触地问周恩来、李先念：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生产技术？周恩来马上抓住这个宝贵机会，说：当然可以。他立即要经济秘书顾明找李先念、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召集主要工业部门，研究引进化纤技术，同时把急需引进的其他项目都通盘研究一次，搞一个全面规划给他。[2]

　　1972年1月初，国家计委组织了轻工部、燃化部、商业部、外贸部进行了讨论调查，李先念、华国锋听取了汇报。轻工部计划组副组长、改革开放后任国务委员的陈锦华组织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16日由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

　　报告建议：化纤方面，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2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建在四川和大庆。以上约需4亿美元。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万吨，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比棉织品耐用高几倍；可生产化肥400万吨，所需石油气等原料，国内也有保障。[3]

　　这个用打字机打印在普通纸上的报告，开始促动亿万群众的生活发生变化。

　　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这个报告。[4]2月5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两天后，李先念要求余秋里、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外贸部部长白相国等组织实施。轻工业部和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到西欧、日本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于5月给国务院写出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报告。5月24日，李先念批准同意，并委派柴树藩主持同外商进行1个多月的谈判，写出《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问“能否提前先搞一套日本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9月10日，李先念批准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这样，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方案确定了。[5]

　　这个方案是1966年“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如同一声发令枪，引起了热烈反响。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等都写出报告，希望引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6]

　　西方国家对出口项目也表现出极大热情。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项目，在谈判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差价，迟迟没有签订合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在宴会上对周恩来说，这个项目将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价格上让步。他的意思是，这个项目将打破西方的封锁。周恩来也是由此考虑，予以同意。的确，项目签订后，很多西方国家纷纷希望向中国出口技术设备。

　　周恩来又在考虑把对外引进规模进一步扩大。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支柱，但长期加工设备落后，稍好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1964年冶金部提出报告，要求引进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但“文革”中被王洪文等扣上“崇洋媚外”帽子，结果拖延很长时间自己也造不出来。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说：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较多，但与每年进口300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并可以考虑一次订货分批进口，或先进口两个机组，也可考虑进口旧轧机。8月11日，李先念批示：“为了赶速度，拟同意进口。”[7]8月21日，周恩来报毛泽东予以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

　　1972年11月７日，国家计委又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23套化工设备。这时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各自提出项目。周恩来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第一方案的报告各送我一份”。[8]

　　当时任轻工业部党组成员的顾秀莲，46年后回忆时仍然激动地对笔者说：我当时负责轻工业的纺织工业，参加了起草报告，负责纺织部分。余秋里同志改了，李先念同志又改。先后有四个报告，最后周总理要求合并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太重要了，对我们的开放，有很大作用！[9]

　　1973年1月5日，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基础上，国家计委做出了总结和统一规划，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由于这个报告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被通称为“四三方案”。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后来又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

　　报告提出了对外引进时应采取的6条重要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不能什么都进口，不能撒胡椒面，把力量分散使用了，到头来，什么重大问题也没解决。

　　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有重点地引进一批新技术，可以争取时间，使我国的生产技术，由现在的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提高到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从这些进口设备投产后所增加的工矿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扩大出口，是能够做到外汇收支平衡的。

　　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进口设备，要以引进新技术为主，但在有利条件下，也可以买些半新不旧的，只要国内急需，价格相宜，也可以派人认真考察后购买。

　　第五，当前与长远兼顾。……从长远看，进口设备，增加国内生产，比进口成品合算。

　　第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沿海工业基础好，可以使进口设备尽快投产，尽快仿制；……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10]

　　这些原则不仅是当时引进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而且对以后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开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报告对各部门引进的规模进行的安排是：石油、煤炭、冶金、发电、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方面27.5亿美元，占进口设备投资的64%；支援农业方面5.65亿美元，占13.1%；轻工业方面9.85亿美元，占22.9%。

　　这样，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项目全部出台，其中26个大项目，都是投资人民币一亿元以上的特大型项目；投资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29亿元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27.6元亿人民币）、大庆化肥厂（26.7亿元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元人民币）、天津石油化纤厂（13.5亿元人民币）。

　　周恩来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事情办坏。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在填海造地的软土层。日本商人反映那里的地基不好，打了很深的桩，仍怕出事故。周恩来十分着急，批示并找人当面交代，一定要采取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千万不要出事情。

　　“四三方案”所需资金是个大问题。过去中国遭受西方封锁，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洛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6月29日，周恩来会见洛克菲洛，赞赏地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11]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急于找市场，愿意赊账卖给中国，等建成投产再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中国发现对方也是银行贷款，就改为自己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差价。[12]

　　“文化大革命”后期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和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也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陈云强调，要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经验，做好考察工作。他在国家计委一米七轧机和旧轧机订购报告上批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化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陈云特别强调注意同时进口配套的设备和零部件，以免被别人事后卡脖子。比如进口旧轧机，要“估计到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13]。周恩来十分重视陈云意见，批示“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

　　1973年6月，刚刚复出担任国务院领导工作两个月的邓小平来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视察。他认真听取了引进设备的谈判，投产以后预计受益，投资、年利息，厂区、生活区布置，污水处理和污染问题，进口设备运输等情况，然后实地考察了规划区。对进口的9套大型装置，他询问，超大、超重设备有三四层楼高，没有大平板车，怎么运到施工现场呢？工地负责人介绍说：上海老工人设计出巧妙的装运方案，通过黄浦江转入张泾河把各种超长、超重的塔罐运到工地。邓小平听了以后，称赞老工人了不起。回到北京后对谷牧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进度很快，要以国务院名义在金山主持召开一个现场会，介绍他们的经验，推动基本建设战线的整顿工作，各省、各部都参加。[14]

　　二、在引进中与江青集团的艰难斗争

　　当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开拓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时，“四人帮”却对对外经济工作的开展不断干扰破坏。江青集团炮制“蜗牛事件”和“买船风波”，对大庆化肥厂无端指责、干预，严重影响和打乱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的部署。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更加对领导“四三方案”的已逝世的周恩来，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谷牧等中央领导人进行猛烈攻击。

　　2月下旬，张春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混淆是非，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和出口原油是“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3月2日，江青在十二省市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1975年，邓小平设想从国外引进部分煤矿设备，采取延期付款、出口煤炭方式偿还。此事却被“四人帮”说成是出租矿山。1976年3月7日，张春桥在接见外宾时说：“他们还考虑进口外国的设备来开采一些煤矿，用开采出来的煤炭换外汇偿还，这种办法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没有多少区别”，“那是殖民地经济”。

　　1976年3月1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四人帮”以批邓小平为名，向华国锋、李先念等人集中大肆发难。姚文元在会上质问：“你们究竟要把哪个矿山租给外国，租给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日本、德国还是苏修？”谷牧解释说绝无出租事。江青又说：“我国出口石油把国际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得罪了第三世界，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事实上，1976年第一季度出口石油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16万吨，主要增加给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全年出口量在世界原油生产中只占0.35%，根本谈不上对世界和国内燃料危机有影响。但是，“四人帮”仍然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解决这个问题。4月，国家计委提出报告，指出国内燃料危机是因为国内铁路运输堵塞，有煤运不出来，至少拿原油顶煤烧，而不是多出口了原油。“四人帮”仍然在7月23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上组织文章攻击出口石油、煤炭是出卖国家资源。

　　江青针对“四三方案”引进设备的安装，追问说：“把美国的化肥设备装到大庆，是给大庆抹黑，这不是丢人吗！”“是谁批准的？”康世恩找石化部副部长孙敬文商议对策，找到了毛泽东用红铅笔圈阅的报告，上面还有“四人帮”自己的圈阅。报告复印送江青后，江青看了才罢休。

　　1976年5月31日、6月25日国家计委继续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张春桥又指责华国锋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你们不检讨，不能令人信服。”还说引进化纤设备放在上海金山卫，“我一直投反对票”。华国锋忍无可忍地指出：“进口的大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春桥马上反驳：“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王洪文说：“外贸的库存那么多，外国哪个资本家会这样搞，洛克菲勒也没有那么多！”姚文元说：“中国劳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15]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感慨地说：“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想引进一些东西简直难于上青天。”[16]可以说，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第二次大规模对外引进，是在和极左势力的艰难斗争中进行的，也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之一。

　　三、“四三方案”对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影响

　　“四三方案”不仅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批判“左倾”思潮，为对外开放扫除理论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经济工作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也形成了一些“左”的理论错误认识，主要包括：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斯大林于1924年提出一个特殊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内建成。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斯大林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各国工业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很快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17]。从而把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看作可有可无。

　　其次，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对外引进、学习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处在被围剿和封锁的根据地状态，不得不依靠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实际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的传统，很自然地被继承和发扬。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使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的对外引进和开放，但很快就遭到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的打击。因此，对与西方打交道，产生了反控制的戒心，过多地强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相对封闭状况就成为一种“形势大好”的理论标志了。

　　“四三方案”带来了对外经济工作新认识，为80年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作了重要思想准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指导思想方面，有积极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等；具体政策方面，有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加工后再出口的来料加工，利用国外先进设备和资金开发国内资源的“补偿贸易大政策”，利用资本主义信贷、期货、商品交易所等金融手段等，都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弘扬和充分运用。邓小平曾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8]胡乔木更具体地解释说：“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括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19]因此，可以说，“四三方案”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前奏。

　　（二）为改革开放时期经济腾飞准备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从1974年起分别建成投产；到1979年底，已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82年，26个引进的成套项目全部投产，产能恰好在改革开放之初发挥最大作用，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腾飞准备了物质条件。

　　首先，“四三方案”引进项目的投产，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迅速地缓解了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

　　吃饭方面，化肥产量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粮食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四三方案”1977年底已投产的7套大化肥，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设备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1比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8000万吨，增产效果十分显著。[20]1980年，我国每亩耕地化肥投入量比1970年增长了将近3倍，使每亩粮食增产47%，每年增产粮食达500亿斤，相当于中国人每人每年增加口粮60多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能够基本摆脱了困扰我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其中原因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和推广袁隆平杂交籼型水稻外，“四三方案”引进项目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穿衣方面，1972年中国年产化纤只有13.7万吨，仅占全国纺织原料的5.5%。1965年全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为19尺，“四三方案”的4套化纤设备和2套石油化工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全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提高到32尺。1984年中国就能够宣布取消长达30年的布票制度，“四三方案”居功至伟。

　　其次，“四三方案”为支持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飞跃增长及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四三方案”，中国真正对西方先进技术有所了解，经过学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研究利用外资、借鉴国外现代金融和先进管理手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武钢在一米七轧机工程完成投产后，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得到推广和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轧钢水平从50年代一步跨进了70年代。

　　再次，通过“四三方案”，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对外开放的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作好了必要的人才准备。走出去考察，请进来培训，培养了人才，训练了队伍，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初步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据陈锦华回忆，参与领导1978年对外开放的很多技术骨干，都是从参与“四三方案”的业务人员中调去的。

　　总之，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领导人顺应人民的意愿，在逆境中推进对外经济工作取得突破，其意义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中继续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进程，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创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这个价值，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必须给以充分的评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　即涤纶（Terylene），是合成纤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也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聚酯纤维的商品名称，主要用于纺织。

　　[2]　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又见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参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3]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16日）》。

　　[4]　国家计委档案：《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的报告（1972年1月22日）》。

　　[5]　参见田伟：《“四三方案”的出台经过》，《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

　　[6]　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7]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报告（72计计字168号）：《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1972年8月6日）》。

　　[8]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报告（72计计字296号）：《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1972年11月7日）》。

　　[9]　陈东林采访顾秀莲记录（2018年3月10日）。

　　[10]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72计计字359号）：《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1972年12月22日修改稿）》。

　　[11]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2—646页。

　　[12]　20世纪90年代李海文采访华国锋记录。

　　[13]　国家计委档案：《陈云对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轧机报告的批语（1973年9月3日）》。

　　[14]　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5]　以上均据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委核心小组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报告（1976年10月31日）》。

　　[16]　雷历：《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7]　《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4、59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19]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20]　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2、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