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7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所做的《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对于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1980年《准则》”）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的一贯立场与风格。作为一部位阶仅次于党章的党内重要法规，“1980年《准则》”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1980年《准则》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学术界对“1980年《准则》”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准则》制定的历史背景及出台过程，对“1980年《准则》”的贯彻落实则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借助相关资料，对“1980年《准则》”的贯彻落实作初步探讨。

　　一、1980年《准则》的贯彻落实

　　“1980年《准则》”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特殊时期，其产生及贯彻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及时代烙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治愈十年“文革”所带来的创伤，并非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执政党在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产生新的问题，如党员的思想、组织等方面的不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准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出台的。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3月15日向全党公布。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全党上下集中掀起了学习《准则》、落实《准则》的热潮。党中央，特别是党的各级纪委机关，在贯彻落实《准则》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召开座谈会，总结经验，安排工作任务

　　中央对《准则》的贯彻落实十分重视。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准则》，中央纪委先后三次召开了贯彻《准则》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是在1980年4月18日至21日。会议研究总结了三个多月来贯彻《准则》的经验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座谈会对前段时间贯彻《准则》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谨慎的乐观。认为全党上下重视贯彻落实《准则》，联系实际，边学边改，已初见成效。广大党员对搞好党风党纪增强了信心，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有所恢复，不正之风有所收敛，违犯党纪的案件有所减少。但是也存在问题，一些单位学习《准则》仍然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措施，只是泛泛地学习条文，没有实际行动。会议要求各地要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党风建设的实际，对照检查，边查边改。

　　第二次是在1980年6月16日至21日。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贯彻和执行《准则》的情况和措施。认为在国家机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步子正在加快。问题是有的部门贯彻执行《准则》决心不大，行动迟缓；有的部门对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旗帜不鲜明，一些不正之风还未有效地制止。会议要求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要扫除封建意识。要敢于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既要抓正面的好的典型，也要抓反面的坏的典型。通过正反两种典型，教育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要采取得力措施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能抓而不紧，或只抓一阵子。[1]

　　第三次是在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会议对党风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即经过全党的努力，党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总的来说，“与建国初期相比，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在不少地区和部门中，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是相当严重的。”[2]会议交流了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准则》的情况，揭露了党内不正之风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产生不正之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会议对贯彻《准则》、纠正不正之风提出了七项措施：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做出成绩；整顿好领导班子；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取消各种特权；进一步抓好《准则》的宣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执纪要赏罚严明，坚持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支持和保护敢于揭发不正之风的党员和群众；经常检查贯彻执行《准则》的情况，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要限期解决。

　　会议期间，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对搞好党风提出了鲜明的命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还提出了纪检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3]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十分赞同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强调要正确评价纪委的工作，要深刻认识搞好党风的巨大意义。中央主要领导的这些讲话对贯彻落实《准则》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集中、大张旗鼓地在党内开展《准则》的学习与教育

　　依照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以党章和《准则》为主要内容，普遍进行了党员干部轮训工作。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相应的贯彻《准则》的具体措施。

　　轮训过程中，许多领导干部给党员干部学员上党课。如广东省纪委会同宣传、组织部门通过举办学习贯彻《准则》培训班，累计培训党员160余万人，占广东省党员的80%以上。[4]其他一些地方，如安徽阜阳地区全区有260463名党员，接受《准则》教育的党员达22万多人，同时阜阳地区纪委还培训骨干近万人。[5]山东菏泽地区纪委把《准则》分为11个专题，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集训了90%以上的党员干部。[6]大兴安岭地委在全区训练党员14685名，占全区党员总数17371名的84.5%。[7]由于《准则》学习是全党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从全党来说，接受《准则》教育的党员的面是比较广泛的。

　　各地党组织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运用多种方式，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准则》。许多地方党组织开展了“创建先进党支部，争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活动，在群众中评选优秀党员。各地强调用“小整风”的方法贯彻《准则》，即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运动，用和风细雨、循循善诱的方法，启发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边学边改。[8]许多单位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通过出台各类配套性措施以贯彻落实《准则》

　　“1980年《准则》”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加具体化了，并作为党规党法定了下来，是党章必不可少的补充。但无论如何，它还显得比较原则和抽象，《准则》对应然性与禁止性内容规定很丰富，但对于违反《准则》的惩戒性规定及其程序性还不够。因此，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得以更有效地贯彻，还需要出台一些相应的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1982年期间，特别是《准则》发布后的两三年中，各部门和单位结合本身的工作实际，制定了大量相关规定和工作纪律。

　　在组织人事纪律方面。1979年7月，中纪委颁发了《关于不准干扰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报》。1983年4月，中纪委颁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乘机构改革之机大搞不正之风的通知》。

　　在宣传纪律方面。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对老一辈革命家个人的纪念设施、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历史的出版与宣传、关于毛泽东像章在公共场所的悬挂，以及为受迫害致死的老同志追悼会规模等做了新的规定。

　　在经济方面。1979年11月，中纪委下发《关于严禁以“试用”为名侵占国家产品的通报》。198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节约非生产线开支、反对浪费的通知》。1981年7月，中纪委发布《关于严肃党纪、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的通告》[9]。1981年11月，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年终突击发钱的通知》。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对有严重经济问题的罪犯，必须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去处理，查明情况，依法制裁。同时，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坚决不搞群众运动，更不允许搞人人过关，严格按党纪政纪和司法程序办事。各地方还制定了贯彻《准则》的具体规定，公布于众，发动群众监督。

　　（四）雷厉风行，严肃查处违反《准则》的不正之风

　　在查处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案件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陈某等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案件。陈某原任福建省建阳地委书记，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发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的言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违反了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福建省委对其作出撤职处分，并在党内通报。中央纪委也为此发出了《关于党员干部必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通报》。中央纪委还同意山西省委严肃处理山西省委委员、运城地委书记兼专员张某的问题。张某在主持工作期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抵制和对抗，并犯有打击报复和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被开除党籍。[10]杭州市委及有关部门在1980年10月间对于违背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派性立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的杭州轴承厂党委书记鲍某等人进行了严肃处理。[11]

　　1980年7月12日，在北京著名的丰泽园工作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通过学习《准则》，上书中纪委，批评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庄搞特权的情况。1980年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关于坚决反对违反〈准则〉的不正之风的通报》，《通报》指出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客饭”不照付费用的错误，并对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写信反映情况这种爱护国家财产，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作斗争的精神，特别予以鼓励和表扬。[12]

　　二、贯彻落实《准则》取得的成效

　　（一）通过大量的宣传教育，全党对党风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对于如何贯彻落实好《准则》，党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一是对干部进行大规模的轮训，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的思想教育。二是抓报刊的宣传。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包括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要继续结合实际，宣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不正之风，要坚持进行批评斗争。”[13]《人民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发挥了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

　　1980年2月，《准则》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了社论，对《准则》作了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等党的各级机关报发表了一批对老革命的访问文章。1980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家长制”为题，发表安子文的访谈文章。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维汉、黄火青、帅孟齐三位老党员谈学习《准则》体会的文章。这些老党员、老革命家德高望重，身经各种磨难，他们这些文章分量重，说服力强，具有亲和力，在党员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确轨道，实事求是的作风有了恢复和发扬

　　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则》所规定的党的政治生活，其恢复乃至发扬，自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开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正确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成员在实践党的政治生活方面身体力行，作出了表率。

　　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重视《准则》的贯彻落实。《人民日报》对于各地这方面的典型事迹作了报道。许多地方党委对照《准则》，总结党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按照《准则》要求，民主选举领导班子，把坚持党性，作风正派，有群众威信和专业知识的同志充实到领导班子；把长期搞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必要时调动他们的工作，从组织上纯洁领导班子。为了根绝派性，一些地方党组织采取了把结合提干、发展新党员、提薪晋级、评比先进人物等日常工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机结合，不断消除派性的影响，抵制派性的干扰。这些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4]

　　中纪委刊物《党风与党纪》（1981年第12期）开辟《风范谱》专栏，向广大党员介绍了几位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准则》，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严格遵纪守法的模范事迹。

　　（三）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得到提升

　　对于《准则》能否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不少群众带着怀疑态度。不少党员群众认为：“《准则》好是好，就怕行不通，做不到。”[15]十年动乱给党带来的创伤深重，要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起来，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并发扬光大，绝非易事。《准则》公布后，党员群众中还有一种议论，说“只要领导做得到，我们一定能做到”。这种看法道出了一些党员群众的心声，即党员群众期盼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准则》中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16]《准则》的贯彻落实，其本质就是要给人民一个政治交代，重塑党在人民群众的形象，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

　　在遵守《准则》方面，许多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通过贯彻落实《准则》，大多数党员干部能以自己的言行去展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与品格，一定程度地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

　　三、“1980年《准则》”贯彻落实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一）必须高度重视党风问题

　　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著名论断，把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全党今后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高度。中央对此达成了共识，认为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治国先治党，治党就必须抓好党风。党风不正，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保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要保证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任务的顺利进行，要形成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都需要有好的党风。因此，在贯彻《准则》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搞好党风，是全党的大事，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一齐动手，一齐努力，把党风建设作为主要的任务来抓。实践证明，《准则》起到了教育党员、纠正党组织和党员中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作用，成为端正党风的强有力的武器。当然，党风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根本好转的，中央对此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1984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在中纪委全会上的报告中仍然认为：党风有了好转，但是没有根本好转。[17]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二）必须把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

　　政治纪律最核心的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坚决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

　　从实践上讲，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消极恶果一时难以消除，党内“左”倾思想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党内一些组织和部分同志中间还严重存在，同时，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新情况下，对外交往增多，思想政治工作还没有跟上，党内和社会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有所滋长。因此，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促进全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成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首要任务。在贯彻《准则》过程中，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始终把握这一点开展工作，从而保证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落实与贯彻。

　　（三）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党情的纪律检查工作领导体制

　　《准则》的贯彻落实，说到底就是抓党风建设，实行党内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最大的优势也是党的领导。搞党风建设，搞党内监督，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那一套制度模式。

　　《准则》贯彻落实的实践证明，搞好党风是全党的事情，单靠纪律检查机关是不行的。纪律检查机关不可能把整个党的情况都掌握起来。这实际上是整个党的工作，各级党委不下大力气抓是不行的。没有党组织各部门的积极协同也是不行的。黄克诚在中纪委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讲道：纪委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要想开展好工作，首先必须取得党委的积极领导和支持，其次就是必须和党的各有关部门密切合作。这是搞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18]经过不断探索，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和支持，纪委组织实施，党的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依靠全党的力量搞好党风”这一纪律检查工作领导体制。这一体制后来不断得到完善、发展和创新，逐步走出了一条比较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与党情的反腐倡廉与监督制度领导体制，彰显出我们独特的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

　　（四）要一以贯之，重视《准则》贯彻落实的检查

　　《准则》指出：“各级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定期检查本准则的执行情况，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委员会提出报告。”[19]这是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措施。各级党组织重视对《准则》贯彻落实的检查，一般形成了三种检查方法：一是上一级党委要求下一级党委定期汇报贯彻执行《准则》的情况；二是纪委经常了解《准则》的执行情况，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汇报，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党委组织一定力量，集中一定时间，以检查组或调查组的形式，有重点地检查贯彻执行《准则》的情况。

　　当然“1980年《准则》”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1980年《准则》”的贯彻落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深刻的阶段性洗礼，在党的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　《中纪委召开的进一步贯彻〈准则〉座谈会提出 贯彻〈准则〉一定要扫除封建意识》，《人民日报》1980年6月25日。

　　[2]　李雪勤主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1949—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4]　中共广东纪律检查委员会、广东省监察厅编：《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51页。

　　[5]　中共阜阳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编：《阜阳地区党的纪律检查志（1950—1991）》，1992年内部资料，第177页。

　　[6]　中共菏泽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菏泽地区纪律检查志》，1990年内部资料，第133页。

　　[7]　《大兴安岭纪律检查志（1949—1999）》，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254页。

　　[8]　《各地同志在中纪委座谈会上说明全党极为重视贯彻〈准则〉时指出 广大党员要从自己做起从每件事做起》，《人民日报》1980年4月27日。

　　[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现行条规汇编（1978—1989）》，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306页。

　　[10]　李雪勤主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1949—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页。

　　[11]　《杭州市委和有关部门坚决按〈准则〉办事》，《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日。

　　[12]　中央纪委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大事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3]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现行条规汇编（1978—1989）》，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14]　《按〈准则〉办事 增强基层党委战斗力 上海部分工厂党委书记的体会》，《人民日报》1980年4月4日。

　　[15]　《端正思想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人民日报》1980年4月12日。

　　[16]　《端正思想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人民日报》1980年4月12日。

　　[17]　《在今年整党中实现党风明显好转》，《人民日报》1984年4月22日。

　　[18]　李雪勤主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1949—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1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6—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