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国社会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断然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党和国家从危难之中解救了出来。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揭批“四人帮”，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摧毁了“四人帮”残留的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通过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民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6%，1978年比上年增长11.7%，党和国家的工作展现了新的气象。

　　1980年初，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对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的历史做过总结。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1]但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是因为，在政治上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仍然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一些“左”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在经济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多希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上去，但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指标、新冒进的错误，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政治上，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进行落实干部政策、清理冤假错案的进展缓慢，使得大批有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不能及时走上领导岗位，甚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又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引起了党内外同志的不满。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在中央工作会议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短短三年多时间内，改革开放迅速起步，我国逐渐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半封闭封闭式转向对外开放，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议题并没有提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一些热点话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在与会者中产生强烈反响。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热烈地讨论，严厉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经过广泛讨论，解决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的工作会议开成了一个拨乱反正的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他还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这个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成为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宣言书，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有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大会只开了5天就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的重大历史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要成果。第二，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第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解决党内矛盾的错误做法，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了党的领导机构，充实了领导成员，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党在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第四，全会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经济管理、经济体制、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迅速起步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展开，其中，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改革较农村改革更为复杂，城市改革试点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随着试点范围的逐步扩大，又陆续进行了企业经营责任制和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开始了新时期中国企业改革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陆续展开。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打开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局面，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了安置“文化大革命”后大量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国许多地方对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放宽了政策，使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改革开放起步后，从1978年到198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1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收入535元，比1978年增长38.3%，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超过以往任何时期”[4]。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几点启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回顾改革开放起步这段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改革方向正确

　　在20世纪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苏联和东欧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从苏联的改革来看，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的改革，其实质是以政治多元化来否定和取消苏共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制，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警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迅速起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改革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没有走全盘西化的邪路，也没有回头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确保了改革的方向正确。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得到不断加强和改善，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把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长期坚持下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时代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必须有效应对我们党面临的改革开放考验，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得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

　　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但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党内长期盛行“左”的指导思想，人们的思想僵化。改革开放的起步就是在这样艰巨和复杂的局面下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事实证明，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生存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群众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的基本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人民的实践中汲取养分，突破困难与束缚，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并充满活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坚持唯物史观，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迅速起步，取得巨大成功，这源于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推动改革，体现了人民的意愿，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任何脱离群众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因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做到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对就业创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特别是农村深度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实行渐进式的改革策略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基本规律。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得益于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推广于全国的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坚持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基本方法，经济社会发展才取得了如今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论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乃至设立四个经济特区，都是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步骤，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改革战略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改革开放的成败。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许多新事物和新问题有待人们探索。中国共产党鉴于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领导人民群众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改革，它根本不同于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模式。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下，通过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施改革方案，通过不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作者为中共伊春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