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文件，都使用过“党内关系”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和最多使用“党内关系”一词的是毛泽东，长期关注党内关系问题的是毛泽东。据不完全统计，在讲话、批语和论著中，毛泽东16次使用了“党内关系”一词，时间跨度从1937年至1963年长达26年。毛泽东高度重视总结我党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

　　一、党内关系理论的开山之作

　　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党内关系”一词，是1937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篇题为《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的讲话，大约3000字，毛泽东5次使用了“党内关系”一词。[1]这篇重要讲话，是毛泽东党内关系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在党内关系问题上，我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2]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5年的党内关系的历史，作出了全面的回顾、辩证的分析、正确的总结，公开承认我党在党内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集中聚焦和全面论述党内关系问题的重要文献，堪称马克思主义党内关系理论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关系理论的开山之作。

　　二、在党内关系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和错误表现

　　（一）在党内关系问题上的主要倾向

　　1. 存在“左”和右两种倾向

　　1937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党内关系问题上，党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3]

　　1942年1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我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4]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5]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6]

　　关于我党在党内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毛泽东的主要观点如下：（1）我们在党内关系问题上长期没有搞对，不是犯了“左”的错误，就是犯了右的错误；经过延安整风，我党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2）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左”倾错误）；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右倾错误）。（3）有右则反右，有“左”则反“左”。

　　2. 存在“左”的传统，不存在右的传统

　　“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否等量齐观呢？哪一种是我党比较难以克服的主要错误倾向呢？

　　（1）毛泽东在1937年得出的论断——只存在“左”的传统

　　1937年6月，毛泽东指出，在党内关系问题上我党只是存在“左”的传统而不存在右的传统。毛泽东分析说，这是由于以下四个原因：①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②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③党还只有15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④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7]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早期，尽管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由于还很不成熟，在处理党内关系问题时，忽视民主，偏重集中，造成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摔茶碗，发作起来”[8]。六大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集中推向极端，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导致党内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的危机局面。结果，党不是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革命不是发展了，而是损失惨重。

　　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一历史教训的反思。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指出，在处理党内关系问题上，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传统，是错误的，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的关系。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9]

　　（2）毛泽东1937年论断，值得我党永远铭记

　　经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我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正常而健康的党内关系。[10]但是，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派性分裂活动。“左”倾错误被林彪、“四人帮”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顶峰，导致党内关系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毁坏。

　　纵观党的历史，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在1937年得出的关于我们在党内关系上只存在“左”的传统、不存在右的传统的论断，作为前车之鉴，是值得我党永远铭记的重要历史教训。

　　（二）在党内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表现

　　1. 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

　　1937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建党以来15年的历史时指出：“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我们党在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11]

　　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毛泽东强调在党内关系方面“一个很重要”和“必须彻底地解决”的问题，是必须防止和扫除宗派主义。他说：在党内关系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12]

　　2. 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在党内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即对犯错误的同志或与他们作过斗争的同志一律不要

　　1956年8月，毛泽东指出：王明、李立三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13]

　　3. 党内关系庸俗化

　　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军队方面现在有进步，整风了。我问了一下，是不是也跟党、政、民有相同的情形，就是老爷气多了一点？无非是官气、暮气、骄气、娇气。……有小姐气，有骄傲之气，有暮气，有官气。……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同时，我们党内关系要更正常化，庸俗的空气要打掉。”[14]

　　（三）在党内关系上“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会相当普遍的原因

　　1937年6月，毛泽东指出：在党内关系问题上“左”的传统，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部分干部与党员有的。[15]为什么这些“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会相当普遍呢？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给出了党内原因和社会环境原因两个方面的解释。

　　对于党内原因，毛泽东做了详细分析。他说：“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16]

　　对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指出：“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17]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组织都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它的内部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要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工人阶级政党是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它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社会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对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状况包括党内关系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例如，社会风气与党风关系很大，二者互为影响；社会风气又直接影响社会关系，党风又直接影响党内关系，社会关系与党内关系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正确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与方式方法

　　（一）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基础

　　1935年至1948年延安时期的13年，堪称毛泽东党内关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黄金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我党正确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确立了我党正确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方式方法。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指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8]《矛盾论》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提出和系统论证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处理共产党内部的问题、矛盾与关系；《矛盾论》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揭示和分析过去十几年中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方法，处理党内关系的错误性质和严重危害。毛泽东的《矛盾论》奠定了我党正确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指出培养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对于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性。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注意：宗派主义是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的党内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点错误——引用者注释）、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9]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我党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方式方法。1945年，中共七大对正确处理党内关系，作出比较系统的理论阐发，通过党章的形式作出制度保障。

　　经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我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20]。

　　（二）克服与防止“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的方法

　　对于克服与防止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毛泽东是很有信心的。1937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21]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22]。

　　在这里，毛泽东指出克服与防止党内关系问题上“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环境与任务的变更，二是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关于环境与任务的变更方面，毛泽东没有展开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从这篇讲话的通篇论述来看，毛泽东认为，克服党内关系问题上“左”的传统或不良习惯，主要方法“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23]

　　1956年9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1921年到1949年，一共28年。28年中间，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14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在延安整风中，包括所有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党员，都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24]

　　（三）要重视党内关系，也要重视党外关系

　　1937年6月，毛泽东指出：“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25]在这里，关于党内关系，毛泽东表达了两个意思：（1）党内关系是“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2）党的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学习了学会了党内关系，是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谈论和研究党内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所以，毛泽东在谈论党内关系的时候，也不忘记党外关系。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26]

　　四、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必须全面执行“四个服从”，必须制定党内法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然而，党在成立初期和早期的十几年时间中，在党内关系问题上长期没有搞对，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难以正确适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去构建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和制度。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回顾与总结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27]

　　在这里，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1）“四个服从”，是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的最重要的纪律；抓住了“四个服从”，就抓住了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的牛鼻子。（2）无论一般党员还是领袖人物，必须无一例外地共同遵守“四个服从”，为此，必须全面加强党内监督。（3）除了“四个服从”之外，还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全面规范党内关系。

　　在这里，毛泽东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简称为“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后来我们通常简称之为“四个服从”。“四个服从”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四个服从”是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形成的优良传统，凝结着党的集体智慧，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基本准则的核心内容。抓住了“四个服从”，就抓住了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的牛鼻子。在总结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个真理。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该文指出：斯大林“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各级党委的实际生活是个人专断，没有真正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如下批语：“他们在党内关系不是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28]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通过发动大规模肃反运动，确立了个人专权的领导体制，导致保障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关系正常化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导致个人崇拜、特权盛行、党内关系走向混乱，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后来，苏共垮台的历史证明，毛泽东从党内关系的理论高度与战略格局，评价斯大林违反以“四个服从”为核心的民主集中制以及苏共各级领导人的错误，抓住了实质，击中了要害。

　　1980年，为了修复和重建被十年“文革”极度毁坏的党内关系，邓小平也是跟毛泽东一样，抓住“四个服从”这个牛鼻子，而且，把“四个服从”强调为“四个必须服从”（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强调“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是最重要的，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29]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四个服从”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对毛泽东关于抓住“四个服从”是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的牛鼻子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四个服从”思想的发展创新。

　　关于党内法规问题。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联系党内关系问题，联系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谈到了党内法规。他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30]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10页。

　　[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8]　《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的多人退党》，腾讯网，https://news.qq.com/a/20110215/000595.htm。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页。

　　[1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51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36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2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

　　[21]　指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

　　[2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509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506、507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826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4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272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