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报告同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这是我们党继1956年八大以及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规范表述以来，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再次重大改变。笔者以为，这一新论断，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其创立的重要依据。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一重大战略论断，对我们党聚焦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筹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基本方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属于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原有表述转化而来

　　在展开阐述前，首先需要明确，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不是同一概念。社会基本矛盾是规定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并对社会发展全过程起支配作用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上是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集中表现，也即社会主要矛盾只是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主要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2]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新判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这一重要论断，规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积极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并将新的认识成果写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应当注意的是，这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生产”，而不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相对于社会生产关系而言的，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社会生产，不仅仅包括生产力，还包括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不仅仅要大力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还包括要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这里的“物质文化”，应该理解为物质和文化，即我们后来一直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1981年历史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既充分汲取了八大的成果，又比八大的提法更为准确。因此，这一概括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官方表述。

　　那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原有表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原有表述之间应该是从属、被包容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原有表述的。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在2012年就实现了“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5]，“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6]；从2012—2017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7]，“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8]。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如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等和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等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甚至出现了大量过剩。[9]从人民生活层面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10]“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1]正是为了“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2]，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3]。习近平在2014年年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14]，并在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15]种种情况说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强调“落后的社会生产”已部分地不符合实际。

　　从人民需求方面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总结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6]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7]。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的时代背景、实践背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转化前后的矛盾并不是相互排斥与对立的关系，相反还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共性：即生产供给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矛盾，只是前后两种主要矛盾的具体内涵有所变化。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党的十三大、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以及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

　　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18]党的十三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定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19]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汲取了十三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后，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20]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1]

　　党的十六大在充分肯定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取得的建设成就基础上，清醒地指出：“必然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郑重强调：“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23]

　　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也再次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25]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澄明前景。”[26]但这个“新时代”，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更确切地说，这个“新时代”的含义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新时代，而是指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阶段，类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或者说“新世纪新阶段”，相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而言，它仍是属于阶段性的局部质变。此外，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提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7]，人民群众的这些期盼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不还是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吗？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道不是社会生产落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吗？我们实在不必对“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过于敏感，就像我们的国歌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一样，这里的“落后”，更应将其视为一种鞭策和激励、责任与使命！

　　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基本路线，都是依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提出来的。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没有变，那就说明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没有变。仔细品味党的十三大至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深刻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原有表述的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有着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我们对照党的十九大与十五大召开前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就可以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判断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五大至十六大，正值世纪之交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五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概括提炼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新“三步走”战略的伟大征程。而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8]，我们党需要确定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党的十九大必将以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规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9]的两阶段战略安排的历史功绩而载入史册。

　　要不要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选择何时提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要与解决矛盾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及新时代的战略目标相联系。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有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布局，这是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恰当时机。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前夕召开的，我们党需要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新概括提炼已经成为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这一新表述，着眼于解决国家发展、人民相对富裕以后的问题。正如邓小平1993年9月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深刻指出的：“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1]

　　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与过去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相比，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的展开，并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奋斗方向和工作重心，提供了聚焦发力的着力点。正是由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才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32]这一新的重大战略判断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贯穿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始终，而主要矛盾是阶段性和可变的，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展现不同的形态。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存在三种形式。正是在“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33]这一前提下，才能得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34]，“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35]的正确结论。在这一主要矛盾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全过程之中，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又各有当时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质”没有变化，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中的需要与生产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新特点、新形态的正面回应。主要矛盾中蕴含着建设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全局上谋划党和国家发展的工作重点，既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治理必然提出许多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工作方针和政府政策、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变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建立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认识基础上的。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36]。那么在大的国情、世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要解决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历史过程。美好生活需要是无止境的，而任何形式的平衡、充分的发展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37]。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召开前夕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深刻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38]“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39]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前提下提出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矛盾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矛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40]，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催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这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既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又为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并致力于解决矛盾指明了方向和具体实现路径，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境界。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8页。

　　[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9]　参阅《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10]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0页。

　　[11]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页。

　　[1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页。

　　[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

　　[1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1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62页。

　　[1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1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448页。

　　[20]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21]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2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页。

　　[23]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3页。

　　[2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38页。

　　[2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2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2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2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3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3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3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3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3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62页。

　　[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62—63页。

　　[4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