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其变化和转换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历史性变迁，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知和判断是一个不断丰富、优化、创新发展的过程，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制定与国情及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战略，是不断提升我们党治国理政有效性和正当性的重大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和把握的历程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

　　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如何认识和把握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1948年9月初，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并在相当程度上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就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1]。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是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2]在此基础上，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应该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革命尚未取得全国胜利，经济建设尚未成为全党的主要任务，党对未来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提出的大胆预见和构想，为推进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预见和构想与现实存在的冲突愈发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一方面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转化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一方面又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反复强调，在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是“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4]，“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5]，“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而“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6]。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如何把握这一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发言记录稿上批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7]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8]，“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9]。1951年7月，刘少奇在春耦斋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了继续完成这个任务，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一步，应该而且可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四个阶级的联盟”[10]。这些论述比较完整地阐释了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之间的斗争。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抗美援朝以反对帝国主义；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追歼国民党残敌解放全中国以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启，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堕落，一些不法资本家利用行贿等非法手段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由此，从1951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点。1952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强调，“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等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并“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1]反对资产阶级成为各地的中心工作。1952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案）》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2]这时，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逐步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变为消灭剥削阶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一化三改”，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了制度性保障，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新阶段。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成为党中央及其领导人集中思考和研究的现实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3]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其着眼点在于突出“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14]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5]。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进一步重申了以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16]

　　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标志着或者说划分了全面建设时代的开始与革命时代胜利结束的历史转向”[17]。然而，在这一历史转换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曲折和“栽的筋斗”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预期。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斗争形势的发展，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重新思考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并逐步提出和强化“不断革命”的思想。在他看来，“三大改造”完成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8]。这就意味着革命主题取代了建设主题。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地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9]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或“主要搞建设”的思想认识，开始发生变化。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20]由此，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发生了根本性逆转。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21]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最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充分肯定和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想基础上，邓小平从生产力视角认识和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寻找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他强调阐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2]，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依据，“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来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3]。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4]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指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我国人民在实现现阶段性价值目标的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强调了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内在统一性。

　　在此基础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5]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论断，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内容，直接决定了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制定，标志着我们党已经能够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党的十五大、十七大、十八大都进一步重申这一科学论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26]，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谋划“五位一体”发展总布局，体现了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7]，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8]这一判断，是我们党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近40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显著增强，化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8260美元，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6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由2012年的第112位上升到93位，我们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2013—2016年，GDP年均增长7.2%，远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平均每年增量44413亿元，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0.36万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74.4万亿元，改革开放38年间增长了204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6年的53980元，改革开放38年间增长了142倍。从这些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总体上得以化解。

　　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蛋糕”的合理分配问题愈发凸显，“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29]。具体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力不平衡。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与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并存，且这种不平衡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二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无论在物质生活条件、民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基础教育，还是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品类、数量和质量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三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不平衡。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社会文明程度尚需提高。教育、医疗、养老保障问题等民生社会建设还存在不少短板，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的文明发展状况。“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使得“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总体得以化解，人们的需求结构在调整，人民的需求层次在升级。“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1]人民群众不再仅仅满足于吃得饱、穿得暖，要求吃得更健康、更安全，穿得更漂亮、更时尚，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的基础之上，人民在精神文化、参政议政需要、公平法治、健康的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对“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了具体的描述：“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32]在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需求结构在调整，人民的需求层次在升级。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

　　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艰辛探索历程，经验丰富，教训深刻，研究、分析这些经验教训，为更精准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提供借鉴和遵循。

　　（一）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科学分析和清醒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明确前进方向与中心工作是引领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能够不断赢得胜利、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一条成功经验。党的90余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关键是我们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正确认识和清醒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3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此一定要有明确、清醒的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们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基础。

　　（二）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认清基本国情，正确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正确选择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基本前提和基本依据。新时代“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也是新时代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础。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审视基本国情的变与不变：一方面，要增强“不变”的战略定力，“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35]，对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深刻体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不脱离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的观点，动态地来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的新阶段、新特征、新变化，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更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更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新时代取得新胜利。

　　（三）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立足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从总体上达到小康，人民群众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更加注重需要的品质和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求日益广泛。当下这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决定我们的根本任务立足于需要的供给侧进行结构性变革。各级政府要以更全面地、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价值目标，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还要通过创新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政治清明、法治完善、公平正义、安全和谐、生态环境美丽的政府和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更均等的公共服务供给，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这既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立足点，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

　　（作者为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

　　[1]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2]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5]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6]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538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1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页。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1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1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342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17]　王先明：《“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歧变——中共“八大”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展开》，《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1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536页。

　　[2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0页。

　　[2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58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25]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2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27]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58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327页。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