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欧亚研究的历史回顾
Historical Review of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孙壮志（Sun Zhuangzhi）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俄罗斯与欧亚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专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数量，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来看，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对不同问题的研究均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曾有过一个黄金时期，高质量成果成倍推出，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但苏联的解体和十余个欧亚国家的独立，使刚刚走向成熟的研究工作不得不进行调整，包括从专业基础研究向国别研究转变。进入新世纪，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除基础理论研究以外，应用对策研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俄罗斯、中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等国的研究迎来新的契机，俄罗斯和欧亚学科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俄罗斯与欧亚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专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数量，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来看，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对不同问题的研究均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对苏联问题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方针，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迅速接近，大量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深造，不少有留学经历或者国内高校培养的优秀俄语人才成为第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从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到翻译有代表性的著作，国内出现了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机构和学者。如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中苏友谊史》《中苏外交史》等著作，1965年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开始归属中联部领导，1981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了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给苏联问题研究带来重大影响，对苏联政治路线的批判和对沙俄侵华历史的揭露，使学术问题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松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才走向正常，并很快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不仅高质量成果成倍推出，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对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的研究，包括一些理论思考，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批苏联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在国际上也受到同行的赞誉。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所、世界历史所、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外交学院、华东师大等单位的专家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论文，比如孙成木等著：《十月革命史》，张义德主编：《苏联现代史（1917—1945）》，柳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林军：《中苏关系（1689—1989）》，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下），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新编苏联史（1917—1985）》，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等。苏联国内历史研究被“解禁”，大量新的材料甚至档案资料也呈现出来，国内对苏联不同历史阶段、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问世，对特定时期内政外交的评价还出现了论争，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当时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论文也是堪称一时之盛，不少观点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苏联问题研究当时成为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历史领域非常活跃的“显学”，吸引了不少年轻的人才。
二、当代俄罗斯和欧亚研究的起步
苏联的解体和10余个欧亚国家的独立，使刚刚走向成熟的研究工作又要进行调整，包括从专业基础研究向国别应用研究转变。一方面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如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等；另一方面开始对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跟踪研究，对以全新面貌走上国际舞台的俄罗斯联邦和新独立的欧亚国家开始关注，一些有分量的成果逐渐问世，奠定了对当代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的基础。在欧亚国家当中，与中国邻近的中亚国家、地缘战略地位相对重要的乌克兰、爆发族际和国家冲突的南高加索国家受到较多关注，出现了很多研究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专著和论文，年轻的专家队伍也稳步成长。
在这个欧亚大陆的重要区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还是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尽管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多样，观察的视角经常变化，但系统的研究并没有中断，一些研究机构及时改变学科设置，加上出国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专家大都有在对象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专业理论的积淀也比较扎实。整个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对作为历史问题的苏联从兴盛到解体的反思、还是对新俄罗斯、新独立欧亚国家的全面研究，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根据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对学科布局作了相应的调整，为后续系统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受到国内环境和科研投入不足的影响，90年代出现了人才流失等问题，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的研究受到一些影响，一度在个别领域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在一些基础不错的高校表现得更为明显。但随着双边关系的快速提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形势对俄罗斯、中亚的研究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除基础研究以外，应用研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的研究明显地表现出转折的特征，开始逐步走向新的发展。
三、21世纪初年的欧亚研究进入繁荣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地区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欧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对这个地区从学术上加强研究，成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普遍的共识，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院）等专业机构以外，一些高校也开始重视俄罗斯问题研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俄罗斯、中亚、乌克兰等学科也得到专门的扶持，“颜色革命”“三股势力”等问题的发生让该领域研究重新受到重视，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实施创新工程以后，对科研的投入大幅增加，与对象国学术机构的交流非常频繁、顺畅。互联网和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让学者获得信息的渠道更为便捷。
这个阶段围绕俄罗斯、欧亚国家十年发展，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李静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推出的多卷本《十年巨变》以及《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中亚五国概论》《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十年》《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等，华东师大冯绍雷等主编的《俄罗斯转型时代丛书》等。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其研究的深度，包括学术的规范性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北京各机构和高校对俄罗斯、中亚的研究，上海有关机构和高校对俄罗斯的研究，兰州和乌鲁木齐的高校、研究机构对中亚的研究，辽宁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等，不仅有知名的学术带头人，而且形成比较强的研究团队和自己的研究专长。
欧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和一些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特别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同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对独联体及其框架内俄罗斯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很多学者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和前景》《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等，特点是都属于集体研究的成果，带有综合性、总结性，体现了较长时间跟踪研究的权威性。
四、“一带一路”建设对欧亚研究提出新要求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中亚也因此成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又成为新的尝试。俄罗斯、中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等国的研究迎来新的契机，各高校纷纷成立相关的国别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国别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关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重点国家的成果很有代表性，关于普京执政、中俄关系、中国和欧亚国家关系的评述性著作、论文占了相当大比例，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颇有见地，如《中国的中亚外交》《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宪政之路》《俄罗斯发展前景与中俄关系走向》《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2011—2015）：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等。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的《俄罗斯发展报告》《中亚发展报告》等黄皮书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地区面临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对相关问题的评价需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既重视研究的专业视角，也重视区域国别的特殊情况。这个时期的研究也体现出了战略性、前瞻性与应用性、可操作性兼具的特点，为中国与俄罗斯、欧亚国家务实合作的深化以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学者们既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在欧亚地区推进的路径、方式，特别是“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也关注地区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由于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日趋复杂，大国博弈不断升级，多边合作此起彼落，很多学术成果也从宏观的、历史的、专业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如《中美俄在中亚：竞争与合作》《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等，都得到学界比较高的评价。可以说，“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高水准的、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0年获得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工程。兼任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社会变迁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理事、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独联体国家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