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安徽无为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高职高专分教指委副主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高校思想政治课特聘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课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曾主持并完成“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经验教训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现状与前景研究”“中国现代化思想史”“北京市民办高校党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教学体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体系的变迁”等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

　　［摘要］本文从大历史的视角审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发展定位。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文章将新中国70年的发展情况与日本、德国以及亚非拉美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作了比较，认为新中国发展速度居于领先地位；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70年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发展比较研究。文章将新中国70年时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古代汉、唐、宋、明、清诸朝代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些王朝在建立70年时基本达到了王朝发展的快速上升期，多数出现了盛世之治，就这一点上看与新中国70年的发展状况具有相似性。但是，本文指出：在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时，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要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要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等的弊端；三、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新中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活力的认识。关于大历史（macro-history），黄仁宇有过这样的解释：“应当广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大历史”就是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黄仁宇在用大历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时，注重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用大历史的观点来审视新中国70年就是要避免西方政治道德主义来简单否定、污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认识误区，而要从新中国发展与近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成效、从新中国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成效、从新中国发展与国际共运发展的命运与前途这三个角度来加以审视。如此，我们方能得出相对客观公允的结论。

　　一、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

　　进行比较研究是现在学术界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助于人们拓宽视野、形成动态的历史认识。但是比较研究要想获得科学的结论，其前提是必须要找到科学的比较对象，要遵循一定的科学的规则。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成就，简单地孤立地进行70年的纵向比较是不够的，需要横向地加以比较，从世界的发展大势中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确定它的世界方位。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大势，现代化程度实现的高低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所以，研究新中国70年的历史，应当置于现代化的视野之下。但是，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模式和途径并不完全一样，原生型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就有很大差别。原生型现代化国家，主要是英国，世界上多数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如德日俄，如拉美、非洲、亚洲国家。中国是在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后走向现代化发展途径的，属于典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在分析考察新中国70年的世界历史方位时，选择了德日、拉美、亚洲一些国家作为参照系，以这

　　些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70年的历史发展成效作为参照对象来加以研究。我想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民族国家独立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具有转折性关键意义

　　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德国、日本、俄国这些已经走在世界现代化前列的国家，还是亚洲、非洲、拉美那些广大的处于现代化发展中低级层次的国家，他们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取得的。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既不可以获得本国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的外部环境，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内在的各种整合所需的公共国家权力，那样就自然无法走上现代化道路。所以，实现民族国家独立，按照现代化的原则和思路重新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所有现代国家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

　　1871年1月德国实现统一前分为300多个邦国，在当时的世界和欧洲均无地位。德国统一后在40年间就一跃为欧洲和世界最强国家行列。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1871—1914年，其铁路从2.1万公里增至6.2万公里，轮船吨位由8.2万吨增至510万吨。1851—1900年间，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美国有33项，法国75项，英国106项，而德国达202项，超过了英法美的总和。1901—1920年，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美国2人次，英国8人次，法国11人次，德国20人次。而在此前的1750—1800年间，世界重大科技成果：英国37项，法国54项；1801—1850年间在重大科技成果发明中，英国92项，法国144项，德国榜上无名。1889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德国成为工业国家。1850—1870年德国农业净产值从50亿马克增长至67亿马克。1870—1913年间，德国的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加到27730万吨。1860—1870年德国的工业增长率年均增长为2.7%；1870—1880年即达到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

　　文盲率1865年为5.25%、1881年为2.38%和1895年为0.33%。日本在1887—1936年的50年间，国民生产总额增长了近20倍。钢铁产量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才只有5万吨，40年后达到685万吨，增长了136倍。尤其日本的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日本在1872年就颁布了新学制，一方面规定了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一方面规定了义务教育。其小学入学率在1873年为28.1%，1891年为50%，1900年为80%，1902年为90%，1911年为98.2%。

　

　　表3中列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二战之后实现独立的，他们在实现独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增值年均增长率总体上都是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些国家因为战乱等导致的政局不稳使得经济发展波动大，甚至出现倒退）。

　　（二）新中国70年发展成效领先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

　　有关的人士研究认为，1814—1936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在2%至2.5%左右，如无日本侵华战争，则1933—1953年间的中国的GDP应增加1.63倍（作者注：中国大陆的经济在1952年才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实际上只增加了0.28倍，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1949年后新中国在获得国家独立后的70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基本接近两位数。

　　上面的数字充分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成就巨大，仅粮食一项而言，从1949年的11318万吨上升到2018年的65700万吨，70年间增加到原来的5.8倍（这个时期人口增加到原来的2.6倍、耕地由人均3亩减少到1.35亩），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80%多，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钢铁增加到原来的60多倍、煤炭增加到100多倍、棉花增加到13倍。所以，从这个纵向的比较来看，新中国的成就非常辉煌。即使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来看，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

　　1947年，中国高校有207所（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计2663所，其中本科院校1245所，高职高专院校1418所，在校生3833万。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为3.7%，2001年毛入学率达到11%，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2014年在校生规模达到355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达到37.5%；2017年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5.7%；2018年达到48%。1949年全国有小学34.68万所，学生2439.1万人。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6.72%；2001年1月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中国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增到2000年71.4岁和2008年的73岁，2018年的74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最基层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村民们在自己居住的地域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中国这70年的发展与同时期获得独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其经济发展的成效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表5。

　　印度在1960年的人均GDP是82美元，几乎与中国一样，到2017年底他们是1979美元，中国是8836美元；印度增长了23倍，而中国增长了98倍；同期内印度尼西亚增长了71倍，菲律宾增长了约11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了约12倍，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增长了79倍，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增长了24倍，海地增长了约10倍（该国1804年爆发独立革命）。这个数据充分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1949年后的中国发展速度是领先的。

　　从表6可以看出，拉美四个重要国家在二战后50年与美国发展相比是越来越慢、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墨西哥基本持平。而中国却呈现出越来越快、差距越来越小的趋势。1949年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到2000年提高到2.5%，到2017年更是提高到近14.7%。这个数字就可以充分说明中国70年发展的速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拉美国家数据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刘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71页；中国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计算得来。

　　新中国70年成功发展的事实对于世界的意义就是，为人类美好追求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的发展，需要从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横向的比较审视，也需要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应当居于何种地位？要作这方面的分析，一个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情况与新中国70年前后加以宏观比较，看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当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简单的历法时间的比较是不够科学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历法时间内历史发展的特点并不一样，古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70年与近代社会发展的70年无论其内容和发展速度、取向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作为中国完整文明史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必须要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当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的研究和审视，才能凸显其历史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加清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才能更加明白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选取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的发展情况作为比较，主要是找到一个大致的历史比较点，而不是仅仅限于这个70年，其实就历史的发展内容来说50年、70年、100年都是一个相对的参照系和发展趋势而已，真正的实质性内容往往并不停留于简单的固定的年份。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发展比较研究

　　这个类似性就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寿命在200年以上的，如西汉（210年）、唐（289年）、宋（319年）、明（277年）、清（268年），在建立70年左右往往达到它的鼎盛期，经济、政治、文化、国防、人民生活都居于该朝代的上升期，与同时期的周边邻国比较，也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西汉建立于公元前202年，其建立70年（公元前132年）正是汉武帝意气风发开始独立执政的时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即位。其即位之初，汉朝经过60年奉行黄老政策的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宽刑正法，使得当时的国家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和谐场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从汉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即位正好10年，公元前135年其祖母去世使得他少了羁绊，使得他可以大展宏图。公元前133年他就谋划打击匈奴—这个对于当时的汉朝威胁最大的外部敌人，此后的14年间，他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大规模打击，使得自汉初一直威胁汉朝的匈奴被逐出漠北，解除了北部最大的外患。紧接着，他遣使通西域，定闽粤，征高丽，拓蜀郡，使得国土北至贝加尔湖，南达海南岛，西至新疆，东至大海，中国疆域空前广阔。同时设立太学、独尊儒术、任用贤能，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可以说西汉建立7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国力空前强大全面强大的时期，虽然因为军事行动过于频繁一度国库空虚、民众生活有所影响，但国家的强大是空前的。

　　唐朝是公元618年建立的，70年后的688年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则天虽然在唐高宗时候就参与政事，但名正言顺地治理国家还是公元683年高宗去世之后，她才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公元690年她改国号称帝。公元688年是武则天称帝前的两年，此时是唐高宗时期的延续，该阶段唐朝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国泰民安。虽然时人批评武则天主政乃“奸人妒妇之恒态也”，但也认为她“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可以说，唐朝建立70年前后国家很有生机和活力，处于明显的上升阶段。

　　北宋建立于公元960年，70年后的1030年正是宋仁宗当政时期。这一年年仅20岁的仁宗皇帝在崇政殿主持殿试，录取了欧阳修、蔡襄，此时的宋仁宗很有大干一番的抱负。当时的北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皇帝的经营，到仁宗即位时边境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社会总体上达到了北宋前所未有的水准，宋仁宗即位后又宽刑仁慈、重视文化、发展农业，文化科技发展迅速，唐宋八大家中六个都产生在他当政时期。后人对于宋仁宗时代评价很高，曾国藩曾将宋仁宗与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并列，乾隆把宋仁宗视为自己最佩服的三个帝王之一。由此可见宋朝建立70年前后的宋仁宗时代在该朝代中的地位了。

　　明朝建立于1368年，70年后的1438年是明英宗统治的年代。英宗是1435年即位的，当时才8岁，1438年才11岁，自然只是挂名皇帝而已。但在即位前，经过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的努力，明朝已经进入该朝的盛世阶段，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大好局面。明朝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明英宗时代，标志就是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被瓦剌俘虏。虽然这是明朝建立81年的时候，但从本文的大历史眼光来看，其意义没有多少区别。

　　清朝入关是1644年，70年后的1714年是康熙末年，这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的开始阶段。康熙平三藩、收台湾、败沙俄、征服噶尔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重视科举，整个社会呈现皇皇天朝大国的气象。有人认为康乾盛世中康熙最盛，他是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是千古一帝。所以，清朝建立70年的时候是清朝最辉煌的时候。

　　从上述中国历史上几个大一统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发现，虽然其所处的时代差异大、各自的生产力内容有所差异，但是整体的发展趋势是有共同性的，那就是都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甚至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达到了该制度体系下最好的发展水平。这也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动力和方向的一致性，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健康继承和更高层次的升华。中国古代这些王朝建立70年的时候往往也是该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需要我们汲取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而衰的经验教训。

　　（二）不要机械、简单、静态地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

　　我之所以尝试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的70年加以比较，主要是想从完整的中国历史视角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趋势，对于人们更深刻了解和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比较研究中一定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审视，而不能机械、简单、静态地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注重史实的考证辨伪，注重历史道德评价，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和传统，但也有一个不足，就是历史方法论中缺乏用进步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比如，在认识历代王朝兴替更新的问题上，喜欢用循环史论来加以解释，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规律，以这样的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用循环史观来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王朝历史发展，很容易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问题来简单类比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那样不仅很容易得出悲观和消极的结论，更重要的在于其结论是非科学的。坚持这样的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其危害往往比不研究危害更大，因为它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迷惑一般观众的合理的资源背景。防止以循环史观来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古代王朝史研究的弊端，重点是防止以下几点：离开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离开特定社会关系来进行比较研究；离开人民的具体性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史发展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迎着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前进的，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它走出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家天下循环怪圈。

　　其次，要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有时需要点对点、面对面、人对人、事对事的直接类比，但这种类比更多是一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它给我们深入研究问题提供一种认识取向，而绝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个别谈个别，它启发我们的是如何破解在这些貌似规律性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和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进行比较，如果采取静态的研究方法，就会把古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移植到同时段的历史过程当中，比如把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一般70年左右开始由盛而衰、寿命一般200年左右的史实简单套用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预测和判断。这样就是机械和静态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历史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活跃性、发展性、能动性、动态性特点，使得生动丰富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僵死的数学换算。

　　最后，要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的弊端。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载体，历史时间的载体是特定的人类活动，而历法时间的载体是自然存在，离开历史时间去进行历史长度的比较研究，就是符号研究而已，活生生的历史内容被抽得一干二净。历史空间是历史主体活动及客观环境，忽视历史空间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会呈现出虚假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与游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70年的比较研究，如果离开了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研究，其结论一定是荒唐的、南辕北辙的，哪怕这种研究在具体的逻辑和方法上是多么的严密和认真。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活动空间基本不出亚洲大陆，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活动空间是整个人类日益密切联系的地球；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是以当时世界范围内农业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科技化为基础的。我们在对不同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时就需要具体分析，需要寻找不同历史活动背后的问题，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得出客观的结论。

　　三、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实践

　　人类的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尤其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由理想变为现实。苏俄支持下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其帮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后建立了7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党员总人数约达400多万”。20世纪可以说是国际主义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这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不但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而且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呈现勃勃生机的国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研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都必须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审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严谨的概念术语产生于欧洲，但是作为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朴素的思想，可以说东西方很多民族早已有之。人类很多的思想对于来世的向往其实就含有这种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在欧洲比较早地出现在16世纪天主教的用语中，他们当时借以反对文艺复兴后个性解放带来的私欲膨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泛滥的现象，它反对的是个人主义公开至上的价值取向，希望从全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政策、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侧重从批判西方社会在当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的自私自利的现象而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只不过他们把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途径寄托在道德良心的改善和发现上。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才逐渐发展成为一场波及世界范围的革命实践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权寄托在当时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身上，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872年，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革命运动。”实际上，他把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欧洲没有同时爆发革命。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恩格斯在1893年6月27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但是，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

　　十月革命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落后国家成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及在其支持下成立的第三国际一开始把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放在了欧洲。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才把革命的中心放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在亚洲他们把日本视为革命的希望。最后在日本革命迟迟没有动静时，他们才注意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才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和苏联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不一样，独创性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诞生之始就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战后世界上有1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是欧洲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亚洲有中国、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美洲有古巴。1989—1991年，苏东爆发剧变，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改旗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其他7个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柬埔寨外，至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格外繁荣的局面，显示出来的生机和活力令世界瞩目。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向世人表明，世界上至少还有1/4左右的人民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旗，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没有失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兴旺、领先于世界的发展速度，更是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同时，这个事实也表明，只要领导有方、措施得当、步骤合适，在落后国家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是可能的。新中国70年的成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进行民族革命、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典范，这个成功给那些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增添了无尽的信心和力量，尤其给那些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和长远的方法借鉴。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中国的先贤志士为了救国救民，从西方求得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使得中国日益走上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增添了新鲜的思想血液，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眼界、社会实践的方向产生了新的飞跃，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扎实的实践、深刻的思辨、智慧的选择，通过反复的共产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不断地丰富着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些辉煌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超乎寻常的发展上，更体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更加清晰和自信上。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使得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和时代性、未来性结合得更好了。

　　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得出的教训，不同于某些欧洲政党。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尽管不利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领导层明确地表示要坚持政策持续性和改革开放，坚持全民族的团结。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善于在理想和现实、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把握平衡点，使得我们总体的方向正确、步骤稳妥。而且，不仅仅改革开放我们坚持了这个原则，可以说，整个新中国70年我们总体成功的原因都是坚持了这一个原则，从而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了丰富和发展。这方面的贡献至少表现为以下的内容：

　　（1）坚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富国强兵是近代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富国强兵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残暴的原始积累和海外扩张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而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运用那样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搞现代化就只能自力更生了。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公有制的基础，使得中国在二十几年的时间从一个农业大国手工业大国迅速发展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

　　（2）建立了一套中国特色、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势与中国特色的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了。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相继建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使得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统一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形成。这套制度把政治所要求的秩序性和效率性目标很好地落到实处，使得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公正和人民性有机结合起来，将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实质在现实条件允许的可能下结合得很是得体。没有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套制度的创造性则毫无疑问是古今中外没有的，它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无疑是个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3）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是否取舍其中之一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基本标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后，审慎而又决然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当然是个巨大的贡献。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活力的认识

　　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人眼里尤其是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眼中，社会主义一度变成了一个敏感词，甚至是一个负面词语，在国内外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些人嘲笑、贬低的对象，社会主义从一个当初令人憧憬向往的美好理想转而成为一切黑暗落后的象征。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光溢彩的生机以铁的事实粉碎了贴在社会主义上面的各种负面标签，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产生了更多兴趣。有人说，一到中国，才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活力；也有人说，100年前社会主义救中国，100年后中国救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周密严谨，但是其中所表达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社会主义重新正名，让人们开始认真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思考那些现在奉行资本主义、正陷入危机和困惑阶段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新中国70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活力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