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新中国创建前后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金民卿（Jin Minqing）
金民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央“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生平与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中共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史。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等14部学术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发表论文近200篇。
［摘要］在新中国创建前后这个新旧政权更替、新旧制度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历史主体理论、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等，分析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运用唯物史观的国家本质理论、国家功能理论、国家消亡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创立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运用唯物史观的革命性质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过渡时期理论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提到前沿加以突出强调和运用。列宁指出：“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根本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方向，推动“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迎来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深刻的制度变革。在这个新旧政权更替、新旧制度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被突出地提到了实践和理论前沿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理论成果。
一、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历史主体理论、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等，分析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彻底胜利。当此之时，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取得胜利，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总结和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一些反动势力发出错误声音并进行污蔑攻击，一些动摇分子出现模糊认识。为此，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基本经验、批判美国白皮书及艾奇逊书信的过程中，相继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系列评论，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历史主体理论、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等，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和胜利的基本经验，在有力批判错误观点的同时，深化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方面的创新发展。
（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批判美帝国主义者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错误观点，揭示动摇分子错误认识的历史观原因
面对中国革命胜利，广大人民群众分外高兴，而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则十分生气。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失败作各种辩护，另一方面对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错误分析。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及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件就是代表。于是，毛泽东借助对它们的评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批判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解释，批评国内一些动摇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认识及其原因，既对反对派给以有力回击，又以科学理论来武装教育人民。
第一，从阶级实质和历史观的角度，批判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谬论。毛泽东指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艾奇逊讲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政府像过去的晚清政府一样，无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人民没有饭吃，于是就发生了革命；中国共产党将来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然而，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原因，的确是因为没有饭吃，但绝不是因为人太多，而“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就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将来会解决得更好。
艾奇逊讲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近代以来西方人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文化，介绍了许多新思想，激起了中国人的“骚动和不安”，于是就发生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了中国经济衰落和阶级斗争尖锐化，于是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才是中国革命的实质。
艾奇逊的谬论既反映了其资产阶级本质，也是其“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的体现，这种唯心史观把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人口问题和外在因素，而不是内部因素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典型的人口决定论和外因决定论，既不符合历史常识，更严重违背了历史规律，是“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
第二，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在污蔑中国革命、掩饰自身失败的同时，掩饰和美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罪恶。从历史上来看，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开始，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他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侵略中国人民，“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这种以宗教、慈善、文化为表面形式的精神侵略更具有欺骗性，应该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写成教科书来教育人民。
从现实上看，美国对华政策完全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策。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质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这是美国在二战后在全世界实施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帝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但由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不能采取大规模的直接进攻政策，只能采取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方式，利用国民党反动派来统治中国。当然，这个侵略政策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彻底失败了。
第三，揭示国内动摇分子认不清美帝国主义本质、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历史观根源。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于是，他们鼓动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走“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企图在中国内部形成反对派，声称“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这种鼓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他们谎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扎不了根。
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动下，国内确实有一部分被艾奇逊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因为阶级局限性和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不能够把作为统治阶级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区分开来，被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头脑中还残留着反人民的思想，成为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毛泽东指出：这些人之所以在对美国统治者、国民党、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出现错误，陷入被动地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就应当用科学理论来教育和帮助他们，做好说服、争取、团结工作，批评他们的动摇性和落后性，促使他们思想觉醒，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成为革命的力量。
（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揭示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变化和阶级斗争发展，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根源和基本原因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内外矛盾都已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候，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分析中国革命与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诸如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因素，诸如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态度，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的态度，帝国主义政治酝酿和发动的新阴谋以及中国人民如何对付等。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和多重因素的深入分析中，毛泽东揭示了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根源。
第一，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根源。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革命绝不是个人阴谋、外来力量影响、某种思想理论诱导的结果，而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所造成的历史必然。恩格斯在批评唯心史观时指出，历史发展“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种深层次的动因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带来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由其决定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要随之发生变革，这就是社会革命。
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既不能从主观动机中去寻找，也不能从外在因素中去寻找，而必须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变化中分析。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中国的买办制度、官僚资本，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买办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挤压中艰难生存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破产的农业经济，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落后，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无法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即“吃饭问题”。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并由此而导致生产关系和社会思想的深度变革，这是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原因和内在逻辑。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金钥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社会中绝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理论、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就会在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上陷入错误。
用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中国革命，就能够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看得十分清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在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深刻变化、使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出现了一大批新生的社会阶级。侵略造成了中国的买办制度、官僚资本，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残酷压迫中国人民。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并不断发展起来；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剥夺下，中国农业发展受到极大冲击，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纷纷破产，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贫农群众即半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渐变中，出现了数百万新式知识分子。这些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关系复杂交织，总体上形成了两大斗争阵营，“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压迫阶级群体和被压迫阶级群体，随着作为压迫阶级的国内反对派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日益严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国革命也就必然发生。所以，中国革命的发生绝不是什么因为“人口太多”和西方影响下的“骚动和不安”，而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
第三，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逻辑和结果。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本质，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持久的艰苦而长期的阶级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的逻辑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正是这样的逻辑决定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力量不愿看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封锁和限制中国发展。对此，毛泽东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气魄和准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充分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存在糊涂思想，对美帝国主义者抱有幻想，不能认清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没有认识到美帝国主义者同美国人民是不同的，美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力量、政治权力都是由资本家控制的，“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资产阶级决不会无私地帮助中国人，他们资助中国人是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三）运用历史主体理论和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分析中国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原因，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
唯物史观既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又重视历史发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既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力量，又强调先进政党的领导力量，既强调社会实践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力量。毛泽东运用这种生动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原因。
第一，运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主体理论，分析中国革命胜利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历史发展主体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打破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英雄史观，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再次强调，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运动都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是人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种外在于人的“观念”。毛泽东也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革命的真正主体，创造并不断改造着社会关系。
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就是来自人民群众，革命的实质就是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各阶级力量变化，中国社会形成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和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毫不动摇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动和组织群众，“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思想上逐步觉醒，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起顽强的斗争精神，奋起抵抗外来侵略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而斗争，形成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使中国革命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牢固的群众基础，这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
第二，运用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分析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指导意义。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以及用这个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进行长期斗争。然而，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中国愈益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正在中国人彷徨迷茫之际，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人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因为拥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明确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科学分析中国具体国情，深入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对象、任务和前途，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前进，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在总结党28年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把马克思主义真理视为强大的武器：“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教条主义地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国家本质理论、国家功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创立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国家学说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的产生、本质、功能、趋势和政权形式等作出了科学系统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在表面上看来是居于全社会之上、代表全社会各阶级共同利益的全民机构，但在实质上则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其产生和最终消亡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级斗争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这一专政最后消灭私有制和阶级，“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但是，在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历史条件没有成熟之前，国家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在特定情况下需要大力加强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首先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过长期努力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创造条件，最终达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成为一个最紧迫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此，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特别是国家本质理论、国家功能理论、国家消亡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比较鉴别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体和政体制度，把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阶级性质、国体和政体、新政权的功能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的理论创新。
（一）初步阐述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国体制度、政体形式和政权实质，明确新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开始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
国家的基础是经济问题，新中国的经济性质、经济制度自然是新中国创建过程中首先就要思考的问题。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重大任务和十大军事原则，初步涉及了胜利之后创建新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结合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新中国的经济纲领、经济结构和经济指导方针：“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框架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论述对新中国经济性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都有重大意义。当然，因为当时的直接任务是夺取战争胜利还不是建立新中国，因此这个论述着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来谈。
国家问题的核心是政权，国家的制度选择、国体即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问题，自然成为新中国创建中的重中之重。194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在党的文件中首次出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列宁在本书中所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的历史区别，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很显然，这里对人民民主专政只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进行界定的，讲得并不具体也不够准确。
1948年9月，全国范围的大决战已经开始，中国革命胜利已经不可阻挡，筹划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为此党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总结，以及会后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文献，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多年局部执政的经验，比较借鉴和深入分析了当时国际上不同的国体制度和政体形式，第一次比较清晰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号，明确了新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
毛泽东提出，我们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独创性的国体制度，继承了大革命时期“联合战线”、抗日战争时期联合政府的内容，但比联合政府概念更加准确，更加能够反映新中国的特征和性质。这个政权性质突出体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体要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体形式来体现，这个特殊的政体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新中国的政权制度要采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我们决不搞三权鼎立模式。当然，正如国体上不简单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一样，政体上也不简单照搬“苏维埃”的名称，“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这个政体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延伸和提升到国家政权的高度，成为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形式。
这次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提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任务：“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议还在初步分析新中国经济性质和结构的基础上，阐述了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此同时，内部还有民族之间的矛盾、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等，当然这些都已经不是对抗性矛盾了，这种矛盾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以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方式来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说，九月会议是筹划新中国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运用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首次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新中国创建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先导性意义。
（二）在规划新中国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新政权的领导核心、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九月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的同时，开始把创建新中国提到了实践和理论前沿，在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要求，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形成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文件，其中对国内阶级关系变化和成立新中国政权问题作出了一些论述，主要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在发生根本变化，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中共方面，自由资产阶级不再跟着国民党走而向中共寻找出路，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应邀正陆续到解放区准备同中共一起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能半途而废，对于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阴谋必须给以彻底揭露和打击。各主要解放区内要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为建立新中国作好准备。中共要领导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1949年1月底2月初，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夺取全国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同他的谈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政权的实质、特征、领导核心等方面的主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合乎情理，更加能够为人民所接受。新中国的政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除共产党外还有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几个民主党派参与。但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权始终牢固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丝毫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总结讲话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新中国政权的鲜明特色。“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只有搞好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的团结，才能巩固新政权，同时也必须要尽可能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种阶级性质决定了新中国在国家制度上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同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也不同于苏联的阶级关系相对单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我们也有鲜明的特色，采取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种制度与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本质相同，但“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体建构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实践上的自主性和理论上的独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的特色。
（三）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帝国主义者攻击的过程中，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阐明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和重大意义，深化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依据唯物史观的国家本质、功能和消亡学说，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经验，以及人民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内涵，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实质、功能和发展趋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发展和消亡的理论，揭示了国家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他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依靠力量是工农联盟，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职能就是保护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就是团结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是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的各个民族和各国人民组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主要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和政府，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保证人民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在现阶段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批判资产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和任务，阐明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根本职能就是要通过对内外反对派实行专政来保护人民，它是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法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通过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方式，既要服务人民又要引导和教育人民，“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针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的攻击和破坏，毛泽东再次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三、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革命性质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过渡时期理论等，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成立新中国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历史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那就是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领导中国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这个问题同唯物史观的革命性质理论、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过渡时期理论等密切相关。毛泽东结合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和当时的时代特征，综合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的过渡时期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理论创新。
（一）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革命阶段性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党内基本共识
社会革命阶段性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马克思就提出，在人类解放的进程中有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两个阶段，政治解放虽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它只是封建社会的解体及“市民社会的革命”，只是资产阶级这个特定的阶级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人的解放”则是通过无产阶级进行“彻底的革命”而实现的“普遍的人的解放”，即所有社会阶级和所有社会成员的解放，“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也就是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革命阶段性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中国近代以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当时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详细论述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转化的问题：是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首先进入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需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直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当这个过渡时期完成后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答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党内主要理论家形成了共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张闻天在《关于东北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明确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并阐述了这个社会阶段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前景。刘少奇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主要矛盾，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观点表示赞同，也讲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过渡和过渡的时间问题。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要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继续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也就是说，毛泽东此时继续沿用先前的思路，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先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待各种条件具备、人民也同意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明确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内涵及其总路线和总任务，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
过渡时期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以此为前提条件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推翻资产阶级之后到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1853年，在给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根据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先后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领导苏俄的过渡。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参考，但是中国的情况又与苏联不同，过渡时期的内涵、过渡的方式、过渡的时间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独立自主的新探索。
在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展开和取得成效后，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开始思考过渡时期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道路的理论探索，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客观实际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开始的，经过了慎重、深刻的理论探讨，甚至进行激烈的内部争论，并进行了多方面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最后才形成了统一认识和政策决策。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形成了共识。但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到了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逐步发展起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革正在兴起。另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这种经济建设是什么性质的建设，朝向什么样的目标发展，就不能不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思路。这就是要探索中国下一步的社会制度建构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什么时候开始过渡等。这些实践上的变化和紧迫任务，促使毛泽东等人开始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展开新的理论思考。
据薄一波回忆，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率先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原来的想法，重新思考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步骤、方法等，思考是否应该从国民经济恢复后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束后才开始过渡。
从1952年10月到次年2月，毛泽东多次谈到过渡时期问题，在自己深入思考后，又反复征询他人意见，逐步形成比较明确的观点。1953年2月2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道：“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显然，经过了半年的思考、调查和总结，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新民主主义建设也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过渡的过程就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过渡时期不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完成以后即在新中国成立15年以后才开始，而是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经开始，大约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这个过渡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生产力发展与以“三大改造”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变革同时进行、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
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三种提法看作是不正确的观点，对过渡时期的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了比较完整的说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经过半年时间的讨论、宣传和完善，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逐步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同。1953年12月13日，在审改《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宣传提纲时，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及其总路线作出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一化”和“三改”，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当时，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毛泽东也曾对“一化三改”的关系作出明确阐述，认为二者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代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这个转变中处于基础、主体、主导地位，是根本任务和目的，实现生产关系重大转变就是要通过改变经济基础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当然，我国在后来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工业化没有完成，而“三化”工作又做得有些粗糙，过渡时期被严重缩短，留下了一些长远隐患。但是，由此而否定了“一化三改”，否定过渡时期理论的合理性，甚至对毛泽东大加指斥，是不公允的。正如薄一波所说：“对历史实践，对党和人民过去的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全责备；求全责备，‘指点’前贤，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该肯定的成绩充分肯定，不足的以至失误的地方，严肃正视，并分析原因，取得教益，作为今后的鉴戒，这才是我们要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三）把历史发展规律普遍性和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理论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的特殊性，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坚持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这就是关于历史发展问题上的辩证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提出了“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总趋势—“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下，人类社会形态总体上经历前后相继的不同历史时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但是，历史发展趋势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模式来实现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因其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思想。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公社问题时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认为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可以依据自己的特殊情况，不一定要经历资本主义痛苦这个“卡夫丁峡谷”，在有效抵御内外破坏性力量、积极保存和传承自己特殊优势、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调，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而这种作为一般性存在的普遍规律是从特殊性中概括出来而又必须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还特别强调，“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中国就是这样的“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的东方国家，其革命也“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及其特殊性问题。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而要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当然，和平过渡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存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及共产党的不腐败等，全党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将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农业、私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党的八大召开之际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此，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条特殊道路的开创是艰辛的，其实践和思想的成果也是丰富的。
在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抓住农业合作化这个核心问题，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要从制度和生产力两个方面来考虑中国农村的变革：经过土地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此后，要进行生产方式的革命，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这是第二次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革命，尽管这两次革命都没有使生产工具发生变化，但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劳动者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按照这个思路，新中国土地改革即第一个革命完成后，第二次革命也就要提上日程了。由此，农业合作化问题进入实践变革进程和理论思考视野。经过几年努力，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快速发展。
在实践探索及其成就的基础上，1955年7月31日，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总结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经验，对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方针、阶级路线、发展方向、总体规划等作了全面概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同工业化、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时进行的，而不是先工业化再集体化的道路；是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渐进式改造道路，而不是先建立机械化基础然后通过政权力量突然实施集体化的突变式改造道路；是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的道路，而不是一刀切的道路。在时间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在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步骤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同时也能够很好地训练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方法方针上，实行自愿互利、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及时指导、全面规划、稳步推进。这个概括，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理论。
在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革命道路。1953年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都已经开始有所思考。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就是要“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提出了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向，但实现国有化的方式还不明确。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了新式的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在思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953年2月，他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这就是毛泽东的采取渐进方式、通过中间环节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的思路。与毛泽东同时，刘少奇也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更多地参考苏联的方式。1952年10月20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我们国家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后，私人工业的数目将非常（10％），绝大部分都是国营工业（90％），那时候私人工业无法独立经营，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材料、收购和推销他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私人工业收归国家经营”；可以“劝告资本家把自己的工厂献给国家”，国家给资本家分配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这就是刘少奇的收归、捐献、赎买等方式。周恩来对刘少奇的献厂方式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偏差。尽管现在不能说采用什么方式，“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采取不流血的方式、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自然转变，“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这就是周恩来提出的不流血的和平转变、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达到阶级消灭的方式。总的来看，在1953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了一些初步思考，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赎买、献厂、收归等不同设想，主导思路是采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流血方式，已经显示出中国的特点。
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路。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个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越来越成为中共领导人思考的焦点问题。
6月15日和19日，李维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报告，比较清晰地阐发了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商业改造的理论。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阐述，提出对工业要采用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改造，对商业则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不久，毛泽东把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合在一起思考。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确定下来，就是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此后，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53年7月9日，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目的、作用作了集中的概括：“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的研究为系统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理论奠定了基础。
1953年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9月7日和15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第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径。这条道路同苏联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第二，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逐步进行的，渐进式的分为两步走，“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第三，对私营企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第四，对工商业、手工业改造要坚持逐步、自愿原则。第五，搞国家资本主义必须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不打无准备之仗。
1955年10月27、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阐发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种制度的变革，必须要作好充分准备，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讲求自愿，不能太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也是对人的变革，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改造工商业的同时改造资产阶级。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这次会议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广大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比较自然、顺利地接受了集体所有制，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也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实行了公私合营；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牢牢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参考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新经济政策，独立自主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的理论指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性意义。对此，毛泽东当时就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这种和平改造的政策和做法，此前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真正实践过，中国这样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新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