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中国（1949—1955年）：研究军事—政治互动的前景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eriod of 1949-1955: A Study on the Prosp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litary Affairs and Politics

　　［俄罗斯］帕威尔·诺维科夫（Novikov Pavel）

　　帕威尔·诺维科夫，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历史与哲学系主任、研究员。

　　［摘要］通过对1949—1955年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政治交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中苏关系史研究，也可为历史学其他研究提供借鉴。

　　新思想的跨界交流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可以不受外部智力的影响。就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实践的传播经验、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和技术合作进行案例研究极具科学意义。

　　继承性是最珍贵的社会资源，必须予以珍惜和创造性地发展。唯有掌握了可靠的历史知识才能清晰、明确地理解国家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国家领导人与军事领导人间的相互配合、军事经验的传承、和平条件下的军事建设与战争条件下的战斗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战争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具有多样化特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无论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公众的角度看，均有必要对这一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中国现代科学文献和教学书籍中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主要情况的内容引起了俄罗斯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对中国阐释与自身发展相关联的重要事件的经验进行研究则对当代俄罗斯及俄高等教育机构有所裨益。

　　目前，俄罗斯在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研究上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对当时的军事行动甚至个别战斗的情况作出了详细描述。对细节的重现能够确保在还原历史时具有最大的清晰度和最强的说服力，能够迅速揭露后期宣传中的错谬之处。科学认识的成功与否有赖于数据库的扩展情况，以及是否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偏见、实现研究方法的改进。在我们看来，讨论和争议变得更加具有实质性，其事实与逻辑方面的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历史学家并不急于总结，也不急于提出（可能仅是暂时的）可以解释一切的一般性方案和理论模型，而是更倾向于关注资料来源、分析和深入探讨史学中业已经形成的观点。

　　俄罗斯军人、公民的生活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紧密相关，共同打造了相同的行为模式和素养。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掌握快速学习的能力、善于忍耐、时刻作好长期抗争和自我牺牲的准备、遵守纪律、强调集体需求高于个人需求等，都是异常有效的行为模式和素养。军事行为会限制甚至抵消纯粹经济动机的影响。当一个人准备好献出自己的生命时，金钱的作用将不可避免地退居二线。“战略性”动机不仅可以推动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明显能够抑制其他地区的发展。不考虑军事因素，就无法全面了解俄罗斯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军队建设的规模和优先级别会影响国家的自我意识和国家的长远目标。

　　1917年秋，俄罗斯发生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布尔什维克通过民族自决的口号赢得了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不同民族的支持。为了实现世界革命的理念，布尔什维克支持国际共产主义组织。1919年11月22日，东方各族人民共产主义组织全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1920年5—6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下设少数民族部门，其任务是团结西伯利亚地区的所有外国共产党团体；1920年夏，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朝鲜分部，归西伯利亚局东方分部管理；1921年初，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了共产国际东方局；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1947年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协调共产党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

　　苏日战争爆发前，苏联远东地区军队总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人民发出号召：“红军，伟大的苏联人民军队，将帮助中国和友好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军队就在这里，在东方，高举战斗的旗帜，帮助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各族人民摆脱日本的奴役和压迫”。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实施了强有力的打击，在短时间内击败了日本关东军，从而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击溃日本不仅解除了日本对苏联长期的威胁，还为中国和朝鲜人民的解放提供了援助，为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苏联领导层在20世纪20年代初制定的外交政策能够得以实施。

　　俄罗斯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苏联已将原日本关东军的所有装备全部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1945—1946年间，苏联军队军事占领下的东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训练的基地。与此同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胜利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承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苏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因此，苏联领导人试图避免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945—1946年世界共产主义国家革命军事实力已不及1919—1920年时的情况。然而，无论是在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是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实施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是重点讨论的对象。

　　1945年以来，苏联的外交政策一直保持着双重性。一方面，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奉行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区域，支持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力求保护本国的国际利益、维护和平。

　　当代俄罗斯史学家认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谴责引发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危机。中国共产党反对批判斯大林的思想遗产。1956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为了克服危机，苏联共产党于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在莫斯科召集了三次国际会议，但仍未能恢复团结。因此，历史经验清楚地表明军事决策与政治理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