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与共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历史变迁（1949—2019）

　　Contradictions and Coexistenc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1949-2019)

　　宫力（Gong Li）

　　宫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中美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当代中国外交》首席专家。出版个人专著《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等10余部。发表论文《当代中国外

　　交：70年的探索与启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等200余篇。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过对抗与对话，折冲与共处，逐渐了解和认清了对方。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形成良性互动，是对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认识逐步加深并相适应的变化过程。70年中国和美国交往历史表明：中美关系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行，中美关系的内生动力已经形成。新时代虽然大国竞争加剧，但两国利益交织无法切割，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美国的关系70载，经历过了对抗与对话、折冲与共处、斗争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现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头号强国，西方世界的领袖，它的对华方针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而对美方针从来都是中国对外战略思考的重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故知新，总结历史经验，处理好中美关系对稳定大局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从对抗走向缓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内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发动了内战。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刻，站到了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选择了与美国抗争到底的路线。

　　1949年春，美国眼见蒋介石集团大势已去，曾一度试探与新中国打交道的可能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立即走掉。对此，中共方面作出积极反应。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但是，美国一方面想通过同中共的接触，保持其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立即与蒋介石政权一刀两断，终于失去了这次机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作出“接受国际义务”的诺言为借口，拒不承认新中国，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限制对中国的战略物资出口。这些敌对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愤怒。中国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样，中美关系就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朝鲜战争对于已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巨。美军仁川登陆，不顾中国警告，一路北上，进逼鸭绿江，中国被迫出兵，中美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并且开始鼓吹“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致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由此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又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直接派出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使中国感到美国的最终矛头仍然是指向中国。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总统约翰逊正式宣布轰炸北越，武装干涉升级。对此，中国发出了警告：“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是美国点起的。美国既然这样作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这种表述使美国人“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

　　不过，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也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至少，这两个大国在敌视和对抗中也曾表现出某种节制以及政策上的灵活性。例如：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持续进行；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中，中美都留有余地，尽各自所能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风云起伏的20年里，中美两国逐渐了解和认清了对方，从而减少了由于错误判断而产生的许多盲目性。这些积极的因素又为后来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斗转星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中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这时毛泽东最先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除了表达美国应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之外，还试探性地发出某种信号：“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虽然尼克松的文章重复了中国的所谓“威胁”这样的老调，但有价值的是，他看到并且指出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密切关注美国的战略动向，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于1971年，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大门。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对尼克松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毛泽东的话意在说明，既然中美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应当排除障碍，改善关系。在两国元首定下基调之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方声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这是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为下一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此后中美关系有了新的进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他在提到中美相互接近时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用如此坦率的语言来阐明两国关系的实质，既反映了毛泽东特有的风格，也表明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接着，毛泽东指出：“我说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美抗苏的宏大构想。随后一个新的世界地理政治图的轮廓开始形成了。

　　二、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相辅相成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与此同时，中美建交谈判也在紧密进行，1978年12月1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重大问题，第一条就是要实现与美国正式建交。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坚持建交后仍要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这一问题卡住了。邓小平亲自出马当场拍板，搁置争议，先行建交，保留重新提起这一问题的权利。他还做了党内一些老同志的工作，强调指出：中美建交“这确实是个大局”。这是因为，此时改革开放的蓝图已在他的心中形成，而美国则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对象，如果不对美国开放，对外开放至少要打一半的折扣，这就是“大局”。为适应这一巨大的转折，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经济因素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分量空前加大，这是过去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深刻变化。中国借助对外交往的扩大和中美建交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吸收大量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学习了先进的科学观念和管理经验，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变革。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美贸易协定的正式签订，使中美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获得解决，从而加强了中美经贸发展的势头。

　　中美建交后，中国引进外资的工作开始加速。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1980年4月，中国政府批准美国沈伊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由此开创了中美合资举办企业的先河。1980年4月24日，中国银行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以及华润公司签订协议，成立全资财务公司，营业范围以东南亚为主，遍及世界各地。公司在香港注册，实收资本1000万港元，三家银行各占30%，华润10%。同年6月，美国大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及中信公司在纽约组织大型贸易研讨会，三百家美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参加，讨论中美贸易有关问题。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曾先后5次接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向他承诺，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由此促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利用外资项目。1982年3月，中美双方签署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1987年9月，年产1535万吨煤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使中国煤矿工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真正大的问题的战略观点。他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中共十三大将邓小平的观点概括为“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中共十四大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此之后的中共十六大直至十九大都重申了这一观点。

　　中共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调整为“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由此带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认定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成为时代主流，中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理成章展开全方位和平外交，为国内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次，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成为核心，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并促使中国在国际上努力沟通南北关系，成为沟通南北之间的桥梁，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美苏全球争霸态势发生的变化，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巨大调整，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共十二大强调“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由此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但坚持在中美三个公报所确立的原则基础上改善、发展与美国关系；松动了与苏联的关系，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的基础上，改善同苏联的关系，逐步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同时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做到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由此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下，最早地成功退出冷战，不在美苏之间站队，采取一种超脱的立场，左右逢源，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走出的关键性的一步，不仅改变了国内的陈规陋习和落后面貌，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美国对世界的认知，观念得到进一步更新，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沟通和友谊，加快了中国顺应时代潮流的步伐，加速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的适应过程中，中国逐步改变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中共十三大提出：“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1992年6月，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概念，并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江泽民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深刻变化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而且使中国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共同点，而这对中国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深入展开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中美之间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此基础上，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交流和民间往来，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努力学习和适应国际规则。1999年11月，中美经过长达25轮的谈判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是关键性的突破。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在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享有相关权利，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政策建设性的调整也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中国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中国不断地从各种国际合作中受益，同时也在国际合作中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全方位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展开。

　　三、在克服困难中前行

　　中美关系70年的历程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行。1978年12月，美国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三项条件：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纠葛并未结束。这主要是由于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便通过了一个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原则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且在暂停一年之后重又恢复并扩大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中国对里根政府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以及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质量和扩大其规模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美关系存在着倒退的危险。

　　中国方面据理力争，与美方进行多次交涉与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八一七”公报达成使中美关系度过危机。

　　1989年6月，北京政治风波爆发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摩擦和争斗。进入90年代，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

　　为应对北京政治风波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提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据此，中国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含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由此避免了引火烧身，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这说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重要会谈。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对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1997年江泽民访美指出：我们应该在认清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基础上，总结过去，着眼未来，确定发展21世纪的中美两国关系的指导方针：（1）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2）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3）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4）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5）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由此中美关系逐渐步入正轨。

　　进入21世纪，如何抓住机遇，继续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便更好地和平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问题。

　　小布什政府在2000年上台之初，曾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但形势比人强，自从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在“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美国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由于“反恐”和防止“核扩散”的需要，美国进一步协调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关系以小布什总统2002年和2005年两次访华和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为契机，迅速改善了双边关系。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经历了短暂的平稳过渡，风波再起。2010年以来，美国有步骤地“重返亚洲”引发地缘政治的震动。中美两国在谷歌事件、对台军售、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接连出现摩擦，关系趋紧。随后，美国又利用“天安舰事件”加强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特别是2015年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批评中国，同时以航行自由为名，不断派出军舰、飞机进入南海。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加大了对南海的骚扰力度。

　　美国在亚洲的一连串动作有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但主要是以牵制、防范为主，很难与冷战时期的围堵包围相提并论。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要经营这样一个反华包围圈，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就拿印度来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交恶之时，印度都没有跑到美国战车上，更何况现在。东盟一些国家虽然愿意借助美国力量，在东南亚实现大国平衡，但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为敌。

　　为了探寻如何构建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精辟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瀛台会晤，加深了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同意共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主张。但在美国政界和战略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扩大，关于中美关系逼近对抗“临界点”的声音在美国开始升高。

　　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于2017年4月6日至7日，与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首次会晤。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保持持续沟通，可以避免战略误判，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但这些对话机制由于美国政策的调整，只得到部分实施。

　　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成为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接待的首个国家元首。中国要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将使两国能够更好地完成各自的国内目标；也将使两国更有能力应对当今世界的诸多挑战。这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实质，也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真正期待。习近平与特朗普再次确认了两国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以及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双方需要进行更好和更密切的合作。但是在此后不久，中美关系烽烟再起。

　　美国政府2017年12月推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大国竞争时代已回归”，要威慑和制约“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在贸易平衡、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出现激烈的矛盾与摩擦，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但总的来说，中美贸易不会归零，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事实上经过70年的持续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已是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商品和服务。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中国消费者每年购买苹果手机和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贸易战无疑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已有显著下降：中国贸易对象多元化，与更多的贸易伙伴贸易量不断上升。中国能够消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是中美关系新的航标。在新形势下，中国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进中美双边对话，管控分歧，互利合作，稳定中美关系大局。

　　四、对中美关系70年演进的再认识

　　纵观中美关系70年的发展历程，两国的相互依存度全面提升，共同利益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各个层面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教育、体育、人员往来、旅游等双边交流持续扩展，夯实了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内生动力已经形成，两国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割裂，无法脱钩，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例如，中美贸易额现已超过6300多亿美元，是中美建

　　交时的200多倍。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在满足美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减少了美国的支出和通货膨胀压力，增进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由于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中美还在能源、农业、环境、投资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成为中美实现互惠共赢，深化合作的增长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对稳定中美关系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力的纽带，也是任何人都切割不断的。

　　另一方面，7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日渐崛起，大国竞争加剧，中美关系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重大的考验，那就是美国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应对恶性竞争，双方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实美国对此早有疑虑。中国也不回避这一问题。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接受美国《世界邮报》记者采访时，回应过中国崛起后是否会和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焦点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国流传数千年的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谐，奉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理念，追求“和而不同”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强大的传统基因，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承，也是中国不称霸，不争霸，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底蕴。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更为多变。为了避免“零和博弈戏”，实现更远大的发展目标，中国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来处理中美关系，来应对美国的“霸权焦虑”，仔细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以及微小的利益，并由此作出不同的反应。要把反对霸权主义与同有霸权行为的国家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对霸权主义，我们要坚决抵制，谁搞霸权，我们都反对，但尽量做到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生意照做，国家间的关系照常开展。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的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全面性的战略冲突是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之间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全球性等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内生动力仍然存在。两国的政治家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相向而行，减少麻烦，管控分歧，不搞对抗，在平等公平的竞争中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规范，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共同维护亚太和全球的安全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