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 70 年的国际环境变化：分期、演变和动力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anges During Chinese 70-Years’ Diplomac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ization, Evolution and Momentum
王健（Wang Jian） 顾炜（Gu Wei）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国情调研（上海）基地秘书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分别入选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访问者项目、美国亚洲协会21世纪青年领袖项目。研究重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东和犹太（以色列）问题、中外关系、中国当代史。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作品多次荣获上海市社会科学成果奖。
顾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发展的70年间，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发展到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国际环境中的行为体数目和类型不断增加、国际结构愈加复杂、国际议题的内容和领域更加丰富的现实，显示了国际环境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分隔走向融合的发展脉络。当前，国际结构的变化进入关键期，多种进程并存角力的局面仍将持续，科技进步将继续推动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中国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力量。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0周年华诞。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是与共和国的成长发展同步演进的，也与二战以后国际格局和外部国际环境变化密不可分。回顾70年来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其发展分期和脉络，不仅有助于中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提出的挑战，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外交的发展，并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智慧。
一、70年国际环境变化的基本分期
以70年作为整体时段观察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发现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界，国际环境变化可以基本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内容的冷战时期，第二阶段是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时期。
（一）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
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的相继结束，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开始逐步形成。在缺少共同敌人的新背景下，美苏战时同盟的基础开始瓦解，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争日渐突出。乔治·凯南发回的八千字电报、丘吉尔发表的富尔顿演说，以及美国出台的杜鲁门主义，逐步揭开了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序幕。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针锋相对地推行“莫洛托夫计划”，在东欧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两个德国的相继建立，不仅分裂了德国与欧洲，也显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初期的激烈争夺态势。在这一大背景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明显地改变了战后东西方力量的对比”。
从1949年到1991年的四十余年冷战时期，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角力的力量，推动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第一种力量是美苏之间以及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争夺，其主要影响是固定了“冷战”这一基本的国际政治形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大阵营在亚洲激烈对抗，使朝鲜半岛至今仍然分裂并成为冷战的“活化石”。苏联推动东欧地区建立华约，使欧洲形成了北约和华约相互对抗的态势，以U-2侦察机事件和数次柏林危机为焦点，显示了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在拉美地区，古巴导弹危机险些将美苏拖入新的世界大战。在中东地区，数次中东战争的背后都能看到美苏两国对不同中东国家的支持。当然，冷战本身经历过高潮和低谷，在20世纪70年代相对缓和后，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新遏制政策和“星球大战计划”，美苏之间的争夺再掀高潮。尽管有上述起伏，但美苏争夺的重要影响是使冷战持续发展并绵延了40余年。
第二种力量是反对美苏霸权的力量。这些反对性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各自阵营内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还是中苏关系的恶化，都反映出各国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与中国建交的举动，以及欧共体的不断发展，都显示了部分国家开展自主外交的倾向。二是来自两大阵营之外。随着反殖民化运动的发展，位于亚非拉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它们发起不结盟运动、建立“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加强相互合作，开展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成为消解美苏霸权、推动冷战结束的重要力量。
美苏之间的激烈争夺和对自己霸权的维护，与反对美苏霸权的力量之间相互角力，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和演变。1991年12月，在东欧剧变后，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终结。
（二）冷战后的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谁也未曾预料到，持续数十年的冷战会以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但这一结果彻底改变了国际环境的政治生态，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的世界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美国也通过多种方式维护自己的独霸地位。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出现漂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经济被视作美国面临的威胁，日本被美国视为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美国有意疏远并打击日本。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美国在全球范围发动反恐战争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不同地区，美国采取不同的战略举措，如在中东推动民主改造计划、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在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等，都有挤压其他大国战略空间的意图，也同样意在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同时并行的是世界各国对多极化的追求。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并实现了数次东扩，成为包括部分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拥有20多个成员国的庞大组织，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欧元。这些进展使欧盟成为世人瞩目的重要力量。俄罗斯虽然经历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低谷，但在21世纪的头10年间，凭借油价高位运行带来的收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发展，其庞大的核武库和较强的军事能力依然维护着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尽管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遇到困难，但俄罗斯通过发展欧亚经济联盟，介入中东事务，也在勉力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相比而言，中国的不断崛起更加令全世界瞩目，在成功抵御了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使中国在2010年迎来质的飞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力量。
追求世界多极化的中国、俄罗斯、欧盟，与追求单极世界的美国在部分问题上形成竞争和矛盾。例如，美国与欧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产生严重分歧；俄罗斯与美国在北约东扩、科索沃危机、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伊朗核问题等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针对中国崛起，美国推出重返亚太战略，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实施贸易战、科技战的极限施压，推进“印太战略”，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和其他多极力量之间的竞争，成为冷战后影响世界政治局势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过去70年间，世界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转变为冷战后的多极化发展。这一基本分期构成了中国外交的大背景，中国也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力量。
二、国际环境变化的主要脉络和具体表现
纵观国际环境在70年间的变化，两条脉络是显见的。一方面，国际环境从简单走向复杂，任何单一化的认识已经不能反映国际环境的现实；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从分割走向融合，复合性的特点和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一）国际环境从简单走向复杂
70年来，国际环境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变化脉络是明显存在的，具体表现在行为体、结构和议题三个方面。
1.参与世界事务的行为体在数量、种类和活跃度方面不断增加
行为体，是国际环境的组成单元，也是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国家是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行为体，70年前，组成世界的国家数目不过几十个。人们根据二战的结果把国家分为战胜国与战败国，苏联、美国、中国等国家是战胜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成为战败国。随着冷战的爆发，激烈争夺的美苏在分区占领德国的基础上，推动成立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朝鲜半岛则出现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战争的结果导致新国家出现，这是国家数目增多的第一种方式。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中遭到严重削弱，民主化和反殖民化浪潮在战后席卷全球，由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诞生了一大批新国家。这是国家数目增多的第二种方式。冷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内战和苏联解体使东欧、南欧和中亚诞生了一批新独立国家。这是国家数目增多的第三种方式。由此，历经70年的发展，当今世界的国家数目已从几十个发展为现在的近200个。
在这近200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相同的。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中国等，在领土面积上都排名世界前列；而与它们相比，梵蒂冈、新加坡等国家，领土面积非常小，是城市型国家。除先天条件外，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别巨大，所以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划分国家的类别。除了大小国的传统划分外，冷战后还有了中等国家（或中等强国）的类别。但中等国家的特点，并不仅仅局限在体量方面，韩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国家的外交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并开展了合作。不同国家由于参加了不同的国际组织，又获得了不同的身份特征，例如南非在非洲国家的身份之外，还是金砖国家集团的成员，也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行为体在数量和种类方面的增多，无疑不仅给世界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也使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除了国家行为体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相较70年前也更加活跃，甚至能够影响世界的核心议题和整体局势。
与国家一样，国际组织的数目在70年的时间里不断增加。联合国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是覆盖范围最广的国际组织。围绕经济、体育、文化、教育等不同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各个地区依据本地区特点和共同需要，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地区性组织。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等是以地理区域划分而建立的地区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带有明显的宗教、民族等特征。有些组织，如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成了历史名词，但同时期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实现了扩大。为应对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也因为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金砖国家”被命名并建立金砖国家集团开展合作。在次地区层次，许多经济合作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围绕澜沧江、湄公河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6个国家建立起澜湄合作机制，开展务实的经济合作。又如，在中东欧地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是重要的次地区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数量和类型大幅增加，在推动各国开展合作、协调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也愈加成为国际环境中的重要行为体。跨国公司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通过网络连接起世界的各个部分，很多跨国公司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生产永不停歇、运营始终持续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个人也不再只是因为身居总统等国家元首的高位才能够影响世界，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人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影响了科技发展和流行文化。以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对国际安全影响巨大，并使反恐成为整个世界的核心议题之一。
针对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和发展，国家行为体在理念和行动上既存共识，也含分歧，相应地造成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合作。“9·11”事件使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美国发动了数场反恐战争，各国围绕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的反恐合作一直持续，但在对恐怖主义的认知、产生根源和消除手段等方面则存在严重分歧。中东地区的冲突和动荡产生了大量难民，这些难民涌入欧洲引发了难民危机，甚至间接影响了英国民众“脱欧”公投的结果。对于如何处理难民问题，各国之间、各国内部都存在严重分歧。
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很严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跨国公司在国际间进行了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甚至母国货币金融政策、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的消极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所以，每种行为体都是国际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复杂化。
2.由行为体组成的结构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更加复杂
结构是国际环境中的主要行为体依据权力大小的差别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分布形态，是我们对国际环境进行认识和分类的主要标准或依据。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且国际环境中运行的规则和制度会被设计成对结构形态的反映，并被用来维持结构的稳定。结构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各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量，也是结构改变的标识物。力量对比的变化可能通过战争、国家解体等方式急剧实现，因为某些战败国或解体国家将被严重削弱；也可能是逐渐积累量变而最终通过质变实现，因为和平时期国家的崛起和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体上看，70年间国际环境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冷战时期，美苏各自圈定盟友，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两极结构是国际环境的基本形态。体系层次的两极结构影响了国际环境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都得到映射或传导。在经济领域，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苏联抛出莫洛托夫计划；在军事领域，美国主导建立北约，苏联在东欧建立华约；意识形态的对抗，是文化领域的核心分野。经过数十年的竞争与较量，苏联逐渐显现出颓势，并以自身的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两极结构不复存在，国际环境在结构要素上实现了一次急剧变化。冷战后的世界，新的结构被逐渐塑造。最初因为仅存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现实，使得相当多的观点，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观点，认为世界变成了单极体系。但人们也很快发现，单极体系并不能十分准确地描绘国际环境的结构形态，主要大国都以各种方式追求成为世界的“一极”。整体上看，“一超多强”更符合冷战后的世界现实，而多极化是结构变化的主流趋势。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都是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尽管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但并不是所有大国在所有领域都具有相同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同领域中的权力结构并不相同。在核领域，原本只有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核国家，5大国维持着核领域的权力平衡。但印度1974年爆炸了原子弹。苏联解体又导致核不扩散体系遇到危机以及部分国家对核能力的显性或隐性的追求，使核扩散成为冷战后的世界性问题。核领域权力结构的平衡被打破，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都表明核领域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传统的军事领域，除美国具有超强能力外，俄罗斯凭借对苏联武器库的继承，依然可以维护其大国地位，但中国的能力正在上升、中国研发的武器在世界市场上也逐渐被认可，这些都显示着军事领域权力结构的变化。经济领域的权力结构与军事领域显著不同，俄罗斯在石油等能源领域外，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使其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加，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与欧盟在经济领域具有较大的发言权，但这些国家也都难以撼动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文化领域通常很难简单地进行权力分配。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流行显示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更是美国软实力的典型表现，但欧盟、中国、俄罗斯等行为体在不同地区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影响。不同领域中权力结构的不同，不仅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很难独霸世界，也意味着多极世界本身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在体系层次，我们通常更多关注大国，而忽略中小国家，因为大国的数目决定了体系的极性和结构。但在地区层次，中小国家的力量和作用将更多地显现出来。冷战时期，两极结构影响下的地区结构具有相似性，都以超级大国为中心，东欧以苏联为核心，欧盟则在美国的庇护之下。两极结构的终结释放了很多活跃因素，特别是在地区层次。各国在地区与次地区层次上分别建立了许多机制与组织，并开展跨地区合作。地区机制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多样性，并不与体系层次的多极结构相一致。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依旧以美国为核心，呈现轴辐结构，但中国的崛起使东亚出现了“二元格局”，“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描述显示了东亚地区结构的领域分异。北约为美国和欧洲进行定期磋商建立了框架，但“它主要靠美国一家的军事实力维持”，所以北约可以被简化为“美国+欧洲”的结构。在欧盟内部，情况相当复杂，英法德三国协调合作推动欧盟发展，但欧元区的核心是法国和德国，并且随着欧盟的东扩，分歧与地理边界重合，形成了“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分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的反映。东盟十国都是中小国家，所以权力结构呈扁平状。苏联解体后诞生的欧亚地区，俄罗斯作为继承者成为独联体的核心，之后又推动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尽管这些组织覆盖的地理范围和功能存在差别，但都显示出一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一强多弱”结构。
这些内部结构不同的地区共同构成了世界，但不同地区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并不相同。当地区影响力发生“此升彼降”时，国际环境在结构要素上正在发生着变化。二战的重要结果是终结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尽管欧洲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和不断深化的一体化进程维持了欧洲的重要影响，但科技发展的中心和前沿已经转移到地球的另一侧美国。美苏在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的竞赛在推动科技发展之余，也使世界中心逐步调整。日本经济的腾飞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使东亚成为世界经济的活跃地区，加上中国的不断崛起，提升了东亚对全球事务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影响，也从一个反面显示了东亚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当美国在21世纪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时，东亚地区的世界地位和活跃程度再次明显提升，“东升西降”更趋明朗。尽管各国对世界中心位于哪个地区的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但以本国为中心制定地区战略是各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主要措施。近年来，俄罗斯抛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等，都在试图加强各自国家与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以推动国际环境发生有利于本国的变化。从客观效果来看，国际环境因为这些战略的提出和相互作用正在孕育着新的结构变化。
综上所述，经过70余年的发展，国际环境的结构呈现更加明显的复合型特点。大国之间开展竞争与合作，对多极世界的追求和对单极世界的维护影响着国际格局的走向。与此同时，小国在一些领域依然团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集体发声，代表了一种“非极化”进程，“非极力量”在冷战后发展迅速，并在努力推动国际结构的扁平化。在不同地区建立的许多地区组织和次地区组织，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同时，也增加了结构的复合性和复杂性。
3.行为体关注的议题在领域和内容上更加丰富
传统上，国家行为体主要关注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国际议题，但行为体的增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科技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变革使行为体关注的议题在领域和内容上更加丰富，从而推动国际环境在全范围和多领域发生变化。
安全议题的内容在传统上主要是国家安全，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等具体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欧安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制，在关注国家安全的同时，也结合本组织的实际情况，重点关注地区安全或全球安全问题。随着人权概念的不断发展，人的安全愈加受到重视。海外公民利益保护和各国开展的撤侨行动等，都表明人的安全成为安全议题的重要内容。各国在人权与主权关系、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等概念和议题上存在分歧性观点，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科索沃危机、利比亚危机和俄格冲突等焦点事件的处理，所以人的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都具有影响。这是安全议题在不同层次上逐渐丰富的内容。
冷战时期，当我们判断一个问题是否是安全议题时，似乎唯一的标准是“它是否与军事相关”，如果相关，就会被视为安全议题并加以重视。然而，冷战的结束为国家安全领域增添了不少新问题。特别是在安全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和整个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影响下，安全议题的内容在领域上逐渐丰富。例如，能源管道的铺设及其输送的问题，不仅关乎沿线国家的能源保障，也将影响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围绕能源输送问题的争执，不仅影响了乌克兰的油气供应，也影响了下游的西欧国家在冬季的取暖问题。所以，能源安全已成为安全议题的重要内容。而非典型性肺炎、埃博拉病毒等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蔓延，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跨国界影响等，都意味着生态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安全议题。所以，70年间国际环境的安全议题在内容上不断丰富，不仅涉及传统安全，也包括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议题。
1945年，当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一个新的时代揭开了序幕。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使各国在升级战争方面小心谨慎，也就在客观上限制了战争的强度和范围，这直接造就了数十年的冷战。尽管美苏两国进行着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双方都把竞争控制在有限的常规武器范围，避免出现无法承受的核战争后果。因此，核威慑的巨大影响使整个世界在整体上实现了持续和平，并且延续到冷战后的今天。然而，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将原本被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局部冲突的风险更为突出。冷战后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危机、车臣战争等，都是旧有矛盾的集中爆发。各国为打击恐怖主义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采取军事行动；俄格冲突以及近年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尖锐对峙等，都显示出局部地区冲突的风险日益凸显，且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特别是美国对小型核武器的研制，使得战争的危险比冷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和平并非高枕无忧、依然需要付出努力、通过开展合作来争取和维持。
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和利益的矛盾冲突始终影响着国际安全局势，并且会引发国家间的竞争。在大规模战争被谨慎避免的同时，科技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在虚拟领域和新疆域中更加突出。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便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使网络战和网络威慑成为网络安全领域中的重点问题。网络技术使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能力得到提升，网络黑客甚至有能力引发国家之间的网络战。各国也越加重视对本国信息安全的维护。技术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使海洋、极地和空天领域不再深不可测或遥不可及，并使它们成为安全问题关注的新疆域。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使国家重视海洋资源开发和对海洋主权的争夺，极地冰盖下蕴藏的丰富能源对各国的能源安全愈加重要，临近空间与外层空间是国家军事侦察能力的保证，并将影响海洋和陆地作战的结果，所以成为安全领域争夺的制高点，是打赢未来战争的重点领域。各国在这些新疆域的技术较量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安全环境。
在经济领域，相互矛盾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进程同时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多速发展局面的同时，英国脱欧代表了一种逆地区化的主张。美国在退出各种全球化议程的同时，却也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也即是说美国既有反全球化的意图，也同时在调整地区化。尽管欧洲为地区一体化提供了发展样板，但不同地区在模式和类型的选择上并没有完全照搬欧洲，各地区实际上存在差别。欧洲一体化以法国和德国为主要领导国家，遵循传统的地区主义发展路径，从经济外溢到其他领域，并不断深化地区合作水平。东亚地区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组织和机制对东亚一体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在欧亚地区，俄罗斯凭借历史传统和实力优势成为推动地区发展一体化的主导核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区内的部分国家也选择同域外国家开展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如参与到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
不仅不同地区存在差别，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也存在很多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类型上并非整齐划一，美国以市场为导向，日本是发展型资本主义，德国则是“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它们的根本差异对世界经济的性质和动因至关重要”。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改革遇到重重问题，最终失败而自身解体，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有关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国际金融机构推出了“华盛顿共识”，但在部分国家遭遇了失败，而以中国经验为蓝本的“北京共识”，在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受到质疑和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野已经不能准确描述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走出了一条新路。因此，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不仅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相互借鉴的方面。
不同发展模式通常将导致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传统上，我们将世界各国按照经济水平的不同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与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不同，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整体上获得了巨大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而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相同，这对发展合作和国际发展格局都构成影响。
不同模式、不同层次、不同速度之间的差别，尽管为各国制定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提供了多种选择，但不同组合的出现无疑增加了世界经济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全球化与地区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作竞争尤其引人注目。
（二）国际环境从分割走向融合
70年前，国际环境被冷战形成的两极体系分裂开来，这种分割存在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北约与华约是军事上的分割和对立，经互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相互分割的经济体系。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美国领导，位于西欧地区的传统西方国家是主要参加国。而以经互会为主要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由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两大经济体系奉行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则和理念，在促进相关国家发展经济和开展合作的同时，两者之间交流不多，并存在着竞争关系。体系的两极结构投射在地区层面，形成了东欧和西欧的分裂；投射在同一民族中，使原本的统一民族国家分裂为两个国家，出现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朝鲜与韩国；甚至是投射在同一个城市柏林，东柏林与西柏林的划分都反映了两极结构的尖锐对立。在政治层面的东西矛盾之外，在经济层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南北矛盾，即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分割与矛盾。
从20世纪60年代起，融合逐渐成为各方的需求。被分离的民族向往着统一，所以柏林墙并不能阻隔两个柏林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联系，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推动了两个德国的接近。在美苏各自主导的阵营内部，倍感束缚的国家在追求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或者退出既有阵营，或者与另一阵营的国家进行接触与合作。法国与中国建交、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南斯拉夫没有加入华沙条约组织、阿尔巴尼亚退出华约等，都显示了人为的分割和分裂并不符合各国的希望与需要。还有一些融合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例如，英国等西欧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被欧洲联合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吸引。
此外，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拓展、生产环节的全球性分布，都在不断推动全球化，促进世界各国的融合。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南北合作的开展，也成为世界进一步融合的推动力。受经济危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促进了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也增强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
冷战结束后，融合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层次，冷战的结束使得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各国在推动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逐渐取得共识。多边贸易体系从关贸总协定发展到世贸组织，各国越来越将政策朝着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少的方向改进。这些都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特别是随着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的产生，经济全球化进入20世纪以后不断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体系不再分裂为两个平行市场，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经济组织成为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渠道。2000年格鲁吉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也在201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些进展都显示了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
在地区层次，地区一体化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使地区内部的融合不断推进。
冷战时期，西欧一体化几乎“一枝独秀”，欧洲共同体经历数十年的发展，从自由贸易区发展为关税同盟，进而推进到经济共同体和国家联盟阶段。冷战后，地区一体化在不同地区“百花齐放”，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就成为补充。欧洲联盟诞生，并发行了统一货币欧元。在地理范围上，中东欧国家逐步加入欧盟，实现了与西欧的融合，欧盟至2016年成为具有28个成员国的重要地区组织，统一的大欧洲逐渐形成。参照欧盟的发展经验，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成立了非洲联盟，苏联解体后诞生的欧亚地区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这些不同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尽管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则存在差别，但共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地区化发展。甚至可以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地区构成的世界。地区融合也推动了世界的融合。
信息技术的革命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变了文化与信息传播的方式。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靠广播鼓舞民众的士气，电影是人们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此后的数十年间，电视的普及，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在速度、内容等方面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作为单独个体的每个人，可以利用网络和社交软件，了解外部世界，促进了更多理解和融合。即使是距离遥远的国家发生的事件，也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地球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人口的全球流动使很多国家内部出现了融合趋势，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有了更多的外来移民，形成了新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庭。
整体上看，70年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使各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融合是大势所趋。但也必须承认，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意味着在不断融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分割和分裂的趋势。例如，朝鲜退出六方会谈、发展核武器，遭到了制裁和孤立。英国退出欧盟，使地区化进程出现某种程度的逆转趋势，并引发了有关“多速欧洲”的巨大争议，德法等老欧洲国家希望根据各国的不同目标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但位于中东欧地区的波兰、捷克等国，则担心“多速欧洲”方案将把它们排除在重要的政策和进程之外。谁也无法否认欧元区与非欧元区之间、西欧各国与21世纪才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如果被制度设计固定下来，则可能导致欧盟的分裂甚至是解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执政以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给全球化和地区化带来了冲击，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2018年开始，美国特朗普政权为了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发展，不惜试图在贸易，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都对世界的融合构成挑战。但各国对融合的需要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的融合趋势。
三、国际环境变化的动力和趋势
尽管诸如苏联解体这样的重大事件急剧改变了国际结构并推动了国际环境的变化，但整体上看，70年间国际环境的变化并非杂乱无章形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把握其动力来源对于判断未来的趋势尤为重要。
（一）国际环境变化的动力
国际环境的变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动力。
第一，治理问题和科技进步推进了合作的需求和可能，催生了国际组织等新行为体的诞生，也赋予很多弱势行为体更多的行动能力。万国邮政联盟等早期国际组织的诞生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了国家间开展业务性合作的需要，20世纪后诞生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管控冲突、防止新的大战爆发。在不同领域，如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贡献等，都体现了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在不同地区诞生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如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等，也为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力量。这类多边性国际组织，不仅加强了国家间合作，也赋予中小国家更多的话语权，使它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通信、交通等技术的进步，为人口的跨国界流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也促进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的业务拓展。各种行为体的出现和发展都受益于科技发展推动的全球化进程。
第二，地理空间的不同归属使国家获得了不同的身份认同，为国际环境的多层次变化提供了路径，推动了国际环境在结构方面的复杂化。每一个国家都位于不同的地理空间，空间范围的差别使国家获得了不同的身份。例如，捷克在冷战时期属于苏东阵营，冷战后，捷克在地理上位于中东欧，但随着欧盟的东扩，捷克成为欧盟成员国，参与大范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中东欧国家，捷克在次地区层次上既参与了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16+1”合作，也加强了同维谢格拉德集团各成员国的合作。而地区的概念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中亚五国与俄罗斯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五国之间又存在许多共性和联系，这是中亚地区可以从整个后苏联空间中分离出来并被独立认识的重要原因。由此，空间的不同框定，国家身份的不同归属，使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上认识国际环境。层次的增多使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并且不同层次上的结构也存在差别，使国家的对外活动更加多元化。
第三，发展的不平衡、利益诉求的差别化与时间线交互组合，促进了不同进程的产生，使多种进程并存于国际环境中并彼此出现融合的趋势。每个国家先天的资源禀赋不同，制度和发展模式也存在差别，使得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始终存在，并使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别。由此，当全球化能够满足国家的需求时，国家将更多参与全球化进程；当地区化更符合国家的利益时，国家对地区化的参与将更加侧重；如果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或者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国家也可能选择退出某一进程。正如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欧共体、又在近年提出退出欧盟一样，国家对国际环境中的某一进程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国家的发展状态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因此，地区化与逆地区化、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等进程获得不同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并存于国际环境中。
上述三种动力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国际环境在70年间从简单逐渐走向复杂，从分割走向融合。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上看，国际环境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构变化进入关键时期。冷战后，美国维护单极世界的努力与主要大国对多极世界的追求共同塑造了国际环境的结构变化。但当中国于2010年实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标志性成就后，有关国际体系结构是否会出现两极化的讨论一时成为政策界和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中美在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目前取得的主要进步是在经济领域，但中国在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也在逐步上升。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主要大国的国家发展和实力对比，无论走势如何，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环境的结构变化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也成为影响整个国际环境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多种进程仍将共存并彼此角力。到2019年7月，英国脱欧仍然未能完成全部程序，漫长的脱欧谈判是地区化进程与逆地区化进程相互角力的最好证明。特朗普推动的美国“退群”政策，不仅是单边主义的实践，也仍将是逆全球化进程的典型表现。所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地区化与逆地区化进程之间的较量仍将持续。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持续存在，在不同领域或对手或伙伴的多重身份将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希望大国多承担责任、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中小国家抛开大国、共同合作的意愿同时存在。政治与经济在进程上的不同步仍将持续，经济全球化要求消除边界等障碍，但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的差别依然强调边界的重要性。人口的全球流动，在不同国家推动融合进程的同时，也会因为与原生国家的联系而割裂驻在国的社会认同，加剧部分国家政治的分极化。这些彼此矛盾却又共同存在的进程将继续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化。
第三，行为体的增加和行为体能力的提升将受益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一直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近年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取得的进步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将由此影响到国际环境的变化。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活动越发“数据化”，可以进行计量和分析。通过窃取数据，网络黑客有能力引发国家之间的误解，甚至是将国家推向战争。这体现了技术变化对行为体能力的提升作用。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可能为国际环境提供新的行为体。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国际政治向世界政治变化的趋势也将持续发展。
四、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生活在真空中，所以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每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对外关系息息相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是双向的，中国外交既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同时中国外交本身也推动了国际环境的变化。
（一）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开放
二战结束之后，中国于1946年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冷战逐渐拉开帷幕的大背景下，美国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疑虑，支持了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最终，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此时，同中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等洲的新独立国家。朝鲜半岛分裂后，新中国为保卫国家安全，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朝鲜战争，更加巩固了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国际环境在冷战初期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
在“一边倒”的同时，中国也积极拓展外交空间。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倡导求同存异的理念，为万隆精神的形成作出贡献，也奠定了中国同亚非国家合作的基础。20世纪60、70年代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外交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促使中国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外交理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合作，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世纪60年代，由两党矛盾导致的国家矛盾使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中国在反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同时，调整了外交政策。1964年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中国打开了同西方世界交流接触的渠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使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世界的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或谋求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作出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界来制定外交政策。冷战结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与诸多国家的关系全面恢复。与此同时，中国紧紧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中国的对外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新局面。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同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成立金砖国家集团，推动了全方位合作的开展。2018年6月，中国贸易伙伴遍及2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个自贸协定。截至2019年3月，中国已与17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10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二）中国是国际环境变化的推动者
在我们看到中国与国际环境难以分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70年间，中国是国际环境中的活跃行为体，是国际环境变化的推动者，中国外交推动了国际环境走向更加公正合理。
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被世界接受，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合作，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推动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调整对外关系。在中国的主动调整下，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变化，影响了冷战的进程，也推动了体系结构的演变。中国在21世纪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体系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动成立二十国集团，以加强合作的方式集体应对。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后，中国推动同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成立金砖国家集团，发出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样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扩大了世贸组织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也推动了多边经济合作的开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融合进程。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减少了7亿多贫困人口，仅过去5年就减贫6800多万人，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率先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为世界减贫贡献了中国奇迹，而且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各国减贫工作的有利借鉴。中国发展后，并没有满足于自我的成就，而是积极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不断扩大对外援助额。目前中国对外援助额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与美国、日本、德国的对外援助额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得到了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的积极肯定。中国是联合国会费第二大出资国（12.01%）、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第二大出资国（15.22%）、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派出维和人员3.9万余人次，参与维和任务区道路修建工程1.3万余公里，运输总里程1300万公里，接诊病人17万多人次，完成武装护卫巡逻等任务300余次。中国积极参与反恐、打击海盗等国际合作。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常态化。自2008年至2018年，中国海军先后派出31批护航编队、100艘次舰艇、67架舰载直升机、26000余名官兵；共执行护航任务1198批次，安全护送6600余艘中外船舶，并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70余艘遇险的中外船只。中国积极推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武问题、中东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援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300余个，实施民生援助项目2000余个，为受援国培训各类人员近40万人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77批次。
在地区层次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率先建成自由贸易区，在增进东亚地区合作的同时，也推动了亚太地区秩序的变化。中国推动上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率先以地区合作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引领了世界反恐斗争，也促进了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对话机制，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了解和磋商，增进了友谊和合作。2004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加强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对话与合作。2015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各国成立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论坛，中拉论坛成为推进中国与拉美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不断取得地区外交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思路也发生了新的变化。2013年，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突出周边地区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国对外部环境的新认识和新判断。中国还积极践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建设，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对外合作的新路径，不仅推动了国际环境的进一步融合，也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合作。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了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国际环境的平稳健康发展。
回顾70年的发展历程，世界塑造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国外交虽然受制于国际环境变化，但中国也通过自身发展，不断成为国际环境变化的主动塑造者。无论未来国际环境怎样变化，中国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中国外交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