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是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整体

　　The 70-Year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Was A Whole of Steady Progress toward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程恩富（Cheng Enfu） 曹雷（Cao Lei）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圣彼得堡大学荣誉教授、日本理论经济学会国际顾问等。在10个国家共出版8部个人文集、30多部著作，发表600多篇文章，被中外论著和媒体数千次引用或采访报道，在学术研究、理论宣传、政策探讨三方面均有较多成果，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界较有影响。

　　曹雷，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是一个辉煌整体，是“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具体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的三大阶段，先后形成初等富强、次中等富强和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新中国与旧中国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的实证数据，均证明新中国前30年也取得了辉煌绩效，并为改革开放积累下雄厚的发展红利，如人口、公地、国资、科教、产业、保障制度和国际环境等红利。需对期间的失误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而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建设绩效对立起来，有意贬低前30年的成就来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建设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核心框架下展开的，在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新中国是“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历程和成就作一分析，以便取得更加准确的共识，协同助力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续写持续辉煌。

　　一、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可分为三大阶段

　　把新中国迄今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国际地位三个方面考量，都可以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和跃迁。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和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战乱频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到“抓革命，促生产”上来。后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在国际地位上，抗美援朝战争和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为标志的科技、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教科文卫体的全面发展、人口激增和民生的较大改善、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我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号召力等，表明新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真正站起来和初步富强起来了，标志着我国处于“初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奇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所共认，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人口快速增长基础上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亟待快速提高，这才是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适时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下，截至2012年，我国工业产值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教科文卫体发展显著、民生从温饱提升为小康、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回归、政治和军事的国际地位也日益上升，标志着我国处于“次中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在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我国通过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方针，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富共享，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国际合作，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国家，标志着我国处于“中等富强”的地位，正在造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奇迹”。

　　顺便说一下，我们认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则是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次高等富强”国家行列；2050年实现充分现代化，则是名列世界经济体系中数一数二“顶级中心”的“富强”国家。

　　二、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的辉煌绩效

　　新中国成立，终结了中国100多年的任人欺凌、苦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中国从此开始了近代史上迟迟无法推进的大规模的快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探索道路上虽然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总体而言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发展绩效。新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起飞，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同期世界大多数国家，年均GNP6.44%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也超过同期号称处于“黄金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迅速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差距；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成为一个门类初步齐全、具有自己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实现导弹卫星上天、核武器自我武装。农业上完成了对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改造任务，实现了农田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支持国防上取得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给予了坚决的回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中国从根本上扭转了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趋势。这是稍讲一点客观的西方专家也不得不承认的基本事实。以下是可以客观彰显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成就的纵向比较的一些具体数据。

　　旧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的社会状况，包括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在内，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而新中国30年发展，彻底扭转了这种状况，与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

　　第一，新旧中国国民收入的发展比较。1920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从200亿元增长到358亿元，增长了79%，年均增长2%，而同期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几倍、几十倍或几百倍。从人均国民收入来说，中国在世界的排名反而后退了，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7美元，在亚洲倒数第二，仅高于印尼的25美元。

　　而新中国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350亿元，增加9倍多，年均增长15%。从人均国民收入来说，从66元增到了343元，尽管同期中国人口增加迅猛（约增加80%），但在国际上的排名反而提高了。同期我国国民消费额也增加较快，从1952年的477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195亿元，增加4.6倍；从人均消费额来看，扣除人口增长因素，增长了1.6倍。

　　第二，新旧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比较。按已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价格计算，此前约70年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从22.7亿美元增加到285.4亿美元，增长了11倍多，年均增长率为3.68%。而按1980年的不变价和汇率计算，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80.6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3045.3亿美元，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7.4%。即使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旧中国年均增长率也不到新中国的一半。

　　第三，新旧中国工业的发展比较。197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量达35万家，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值3200亿元，相当于至1949年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49—1978年，新中国前30年工业年复合增长率达22.78%，远超同期美国、苏联、印度，同期美、苏、印工业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78%、8.93%、11.05%，分别约是美国的7倍、苏联的3倍、印度的2倍。再以现代化最重要的两种工业产量为例：旧中国所谓经济最繁荣的1936年，人均发电量7.9度，美、苏、印分别是中国的141倍、27倍、1.7倍。而到了1981年，人均发电量美、苏分别只是中国的33倍、16倍，印度则只有中国的一半。1936年中国人均钢产量0.9公斤，美、苏、印分别为中国的418倍、106倍、13倍。而到了1981年，人均钢产量美、苏分别只是中国的13.3倍、15.7倍，印度则仅有中国的42%。第四，新旧中国农业的发展比较。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1880年代、1952年、1988年分别为90%、67.7%、40%。旧中国70年这一占比共下降22.3%，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新中国36年里这一占比共下降27.7%，年均下降1.47个百分点，新中国比旧中国快2倍多。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中国1915年、1952年、1986年分别为5%—10%、16.5%、38.9%，新中国40年这一比重上升22个百分点，旧中国40年这一比重上升不到10个百分点，新中国比旧中国快1倍多。

　　第五，新旧中国人均寿命的比较。旧中国人均寿命是35岁。而1978年我国公民平均寿命达68岁，其中男性平均寿命达66.95岁，女性达69.55岁，比旧中国延长近1倍。通过以上纵向比较，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正确判断：旧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100多年间，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总体上呈现一副落后挨打和一穷二白的衰败社会状态，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新中国前30年，尽管存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的不利条件，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并且伴随着发展质量和结构布局的质变跃升，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趋势，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加速缩小。

　　对此，我们党的领导人和相关文献一直高度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建设伟大成就。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前，“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三十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到20世纪有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其中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评价。不仅邓小平主持写作和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各项成就有高度评价，而且宪法也一向客观地加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三、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存在的失误分析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幅度较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擘画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原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相结合，并未对任何模式照抄照搬，可谓殚精竭虑审慎创新，但仍然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性质导致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产生偏差，以及选择赶超战略这一总体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挫折，导致经济发展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两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如果没有这些偏差，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的绩效无疑会更好。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深远农业传统的民族国家，以及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内外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事后诸葛亮式地要求在大规模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不犯错误，这至少是吹毛求疵。

　　新中国初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大跃进”，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实施等失误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市场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财政赤字严重等，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跃进”的本意，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被后人视为荒唐的全民“大炼钢铁”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计划指标超常扩大，但由于其技术性较强和拥有系统管理，我国工业还是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大中型工业项目2200个左右，期间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精密仪器、拖拉机、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发展迅速；第二，工业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4.6亿元增加到1960年的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40多万人，也增长1倍多；第三，技术改造和革新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第五，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大背景下“大跃进”确实造成了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企业，依然取得重大发展，支撑中国经济度过了困难时期，并在此后继续主导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又一次受到影响。但事实表明，其间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始终坚持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产”，因而保持了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科学技术还获得较大发展。以1966—1976年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为例：1976年发电量2031亿千瓦小时，与1966年相比增长146%；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原煤4.83亿吨，增长91.7%；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从总量上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说，其间我国取得了氢弹核技术、运载火箭、人造卫星、青蒿素、杂交稻等尖端科技的丰硕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在苏联1960年代初即撤去援华专家并停止援华项目和技术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自力更生”能力。

　　面对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我们还应看到，每次党和国家都是发现问题后就第一时间着手纠正解决，从而使经济重新加快发展。如中国经济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期间出现负增长，但在此后的1963—1966年4年间却连续高增长，GDP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又如“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1968年中国经济也曾下降，但在此后的1969年、1970年我国GDP增长又分别跃升至16.9%和19.4%，这创下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种出现挫折后的加倍增长，不仅足以弥补此前年份的损失，而且不断创造出更大新成就，既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有力，也使中国经济保持着整体上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

　　历史清楚说明，新中国前30年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探索，一直是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改革和调整中前进的。回顾世界历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失误和挫折的国家是没有的。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更多更严重。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经济波动和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不说最近的2008年源自美国的“百年一遇”国际经济危机，即使更早一些的“日本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危机”，这一系列国家所遭受的打击很多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发生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新中国个别年份出现的下降和失误都不是陷入不能解决的矛盾中或无路可走的状况，都不过是发展中曲折的表现。有人只抓住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急躁做法或错误无限上纲，以偏概全，一笔抹杀新中国前30年所有历史成就，毫无道理可言。如果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反复发生的严重问题都不能称为失败的话，那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的曲折问题称为“失败”，全面否定，是何逻辑？倘若一定要与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社会相比，那么，传统公有制社会这些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及所造成的损失，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四、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的国际横向比较

　　条件相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更能体现建设绩效。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绩效不但比历史和国情与中国相近的印度明显更高，而且与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含繁荣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相比也毫不逊色。

　　第一，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绩效与同时期印度相比较。中印最具可比性，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各种可比指标都要低于印度，而且此后的五六十年代印度同世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处于黄金发展时期，但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明显优于印度。1949—1978年，印度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年复合增长率11.05%。而新中国同期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2%，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78%，中国是印度的约2倍。具体工业产量上，包括发电量、钢、原油、原煤、水泥、硫酸、棉纱等在内的工业产量，中国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年复合增长率为3.88%，而我国同期指标分别达到3.4%、4.84%，同样大大超过印度。具体产品产量上，包括粮食、棉花、茶叶、油菜、花生、甘蔗、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都比印度增长快得多。

　　比较经济学家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结论是这样的：尽管中国和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开始发展其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绩、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等比中国差得多。

　　第二，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绩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首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从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比来看，我们选取近现代化中最重要的钢产量。1949—1979年我国钢产量从15.8万吨提高到3448万吨，仅用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日本用了54年（1909年的15.4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美国用了43年（1872年的14.5万吨到1915年3267万吨）。从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比来看。新中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的工业产值的基数比美国1860年大得多，但此后中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依然大大地快于美国。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270.2亿元提高到650.2亿元，5年增长了141%；而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其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工业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其中美国1860—1869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8.2%，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最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二战后至1970年代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期间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美国4.0%，西德5.7%，日本10.9%，英国2.5%，法国5.2%；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美国1.8%，西德1.3%，日本2.1%，英国2.1%，法国2.5%。而同期中国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2%，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3.4%，都比发达国家明显更高。

　　在把新中国前30年甚至整个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绩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比现在的中国富裕是历史上形成的。旧中国的贫困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与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剥削一起造成的结果。第二，西方列强原始积累过程十分残酷。不少发达国家都是对外发起侵略战争，通过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非法或合法地大肆掠夺别国财富和世界资源。比如美国现在来自国外的收入占其财富总量的一半左右。而新中国完全没有侵略殖民，是靠自力更生、平等交易。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保证的是少数人发财致富，社会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巨大，存在大量贫困和饥饿人口。就美国而言，它是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就其历史机遇、可利用因素及致富途径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较少的人口拥有特别丰富的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靠发行美元等经济手段使用世界资源和掠取别国财富；利用科技、经济上的“马太效应”和移民政策，千方百计地把别国的科技精英集中于美国。

　　通过以上国际横向比较，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正确判断：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发展绩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即通过民族独立和经济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才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在这条道路上，新中国前30年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发展和探索，因而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和失误，但总体上取得了辉煌成就。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五、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雄厚的发展红利

　　新中国前30年建设积攒下的多方面发展红利是改革开放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有诸多高屋建瓴精辟论述。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这里只从经济角度简单谈谈新中国前30年为改革开放积累下的雄厚发展红利。一是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前总人口和劳动人口激增，人民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改革开放积累了一支由数亿人构成的较有文化素质、刻苦耐劳、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大军，这是其他所有国家均不具备的人力资源条件。

　　二是土地公有制红利。新中国实行真正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公有制。在城市是土地国有制，在农村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公有制释放出大量的“公地红利”或“公地喜剧”正效应，为改革开放后政府大规模出租公地的“土地财政”奠定了制度基础，大大降低了城镇化、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科文卫体发展的成本。

　　三是国资红利。新中国前30年国有企事业的大力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它们既通过长时期高于非公企业的税收、上缴利润和承担大量的国家调控任务，又通过被大量廉价出售或流失给非公企业，支撑改革开放的成本和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还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四是科教红利。新中国前30年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比重不断增加，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现，我国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整体上加速缩小，甚至在部分行业达到世界前列或领先的水平。“两弹一星一艇”、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稻，甚至微电子、大飞机等成就的取得，为我国以后留下了大国重器和高科技的人才储备和基础。

　　五是产业红利。1953—1978年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202亿元上升到1113亿元，农业上治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总库容达4200亿立方，工业上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产业上1978年我国商贸流通业运力指数达到27.57，大大超出当年苏联、美国、印度的9.07、2.37、5.68，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产业基础。

　　六是社会制度红利。新中国前30年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和公有经济制度，以及基于其上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调节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后依然为我国发展提供力量和保障。

　　七是国际环境红利。新中国前30年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导弹核武器等自我武装，取得了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的胜利，并利用美苏矛盾而使西方国家总体解除对中国的封锁，从而为我国消除了重大的安全威胁，获得了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能够保持独立自主，避免了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沦为大国附庸。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上述这些红利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要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方面找原因，而不能割断和虚无历史。那些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观点，都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

　　六、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是统一发展的有机整体

　　尽管新中国前30年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后40年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阶段都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新中国经济建设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精辟论断，明确了新中国历史都具有同一主题或主线，即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管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历史都是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或主线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复辟。有探索就会有失误，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失误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均小得多。

　　第二，新中国经济建设都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核心框架下展开的。作为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尽管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和体制机制会不断变化和改进，但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这些政治制度的核心框架都是毫不动摇、一脉相承的。

　　第三，新中国经济建设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便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只有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国体上才表明属于人民民主专政，政治上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上才需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否则，后面三项基本原则或迟或早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具体层面出发，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公有制为主体、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出发，坚持党的领导是几个本质特征中最本质的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出发，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而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纵观新中国的发展史，对于上述本质构成与内涵“三位一体”的全面坚持，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基础。

　　不过，当今社会上依然有不少舆论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或出于走邪路的目的，而对改革开放前30年经济建设成就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或者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以歪曲和污蔑的手段进行全面否定。“对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思想理论上的‘伟大斗争’，及时科学揭露形形色色历史虚无主义观的实质和谬误，积极开展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准确认识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民生得到较大提高的客观事实和经验。”

　　简言之，那种不把新中国经济建设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割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关系的观点，事实上是不客观的，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对于今后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也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要在准确认识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伟大奇迹的基础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