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发展模式：历史演变的逻辑与前景

　　Modern Development Model of PRC: Logic and Prospect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俄罗斯］华可胜（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沃斯克列先斯基，Alexei Voskressenski）

　　华可胜，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汉学中心主任、研究员。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发展模式，可以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当中国正日益强大并通过与外部世界交往在周边产生强大影响力之时，了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这些国家在各自历史发展道路上曾经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形成方式是极为重要的。由此，可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环境中实现现代化、改革和发展的模式进行比较，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福利社会模式形成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开展上述分析提供了良好契机。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与改革的讨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内一直就国家现代化模式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尤为激烈。中国的政界和学界历来将接近现代性、符合现代精神视为现代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化被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进行的强制性动员与改造，而如今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抉择是如何在维持现有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实现国家经济的集约化发展。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推行的基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变革未能带领中国走向成功，中国爆发了内战，中国共产党联合当时中国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进步政治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1949年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的胜利还基于其他许多原因，如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力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明争暗斗；政治腐败；错误的经济战略；不够重视农业政策，对作为传统社会政治变革推动力量的农民缺乏关注；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革命潜力关注度不足；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作出如下设想：发展过渡时期经济；完成工业化并实施经济建设规划；按农业—国防工业—重工业的顺序进行发展；保留私有财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其他各民主党派共同开展国家建设。然而，西方国家并不急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在中共内部就发展模式也开始了新的讨论。在经济发展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拒绝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展经济合作，中国转向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中国在被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孤立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苏联的支持来摆脱贫穷和落后。

　　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不仅使新中国取得了经济成就，也逐渐加强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当时新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可以仿照苏联的模式推进民主主义进程，并按照苏联模式制定了“五年计划”，以有条不紊地建设社会主义。但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新中国开始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当加速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后，经过短暂的调整期，新中国又重新回归到经济管理模式上。

　　二、改革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不仅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被翻译成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语言，并通过官方渠道转交给其他国家领导人。

　　从1978年到中共十八大期间，中国发展进程主要以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的粗放型、资源消耗型、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为基础。此种类型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如下特征：经济快速增长和调整阶段周期性交替；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指标和绝对指标的差距难以缩小；与世界经济进行有限、定量但持续的协作；经济结构的持续多元性以及所有制关系缓慢调整；逐步实现经济市场化；保持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不断转变国家经济职能—从直接的行政管理方式向以指示性规划为主的间接管理方法过渡。这种发展模式由于逐渐受到资源和生态的限制与束缚，因而必须向集约化发展道路过渡。

　　在外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日益放缓、世界向“后西方”发展阶段转变的时期，我们需要以全新的方式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区别，并从不同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现实中就这些模式的前景进行思考。现代化和改革思想本身的必要性没有受到质疑，但面对金融—经济危机的挑战，越来越有必要寻找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对策，这当然也包含美国等国家在内。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从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尽管官方并没有承认这一新的定位，但对中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也并不比其他国家轻松。因为此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外部需求、廉价劳动力和全球贸易的互联互通，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依靠国内需求成功替代对外贸易关系。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的报告及大会出版的材料已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已开始根据重要指标和关键领域（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的综合发展水平来评估中国是否为发达国家，中国领导人正在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同时为中国的未来设定新的任务。

　　三、中国和俄罗斯经验的比较

　　苏联解体前，苏共及俄共的战略家是通过两种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来观察世界的，这种对抗是军事对抗还是经济对抗取决于特定领导人的世界观。与苏共和俄共战略家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共的战略家认识到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共仍然保持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战略家的这一结论极为重要，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使中国为实现其主要目标（即实现中国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专注于达成国家内政外交的共识。中共十九大将“新时代”一词引入政治和科学的范畴，这个用词符合中国世界观的变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强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和平发展的必要性，中国领导人还通过新的对外政策及举措不断予以扩充和丰富。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苏共无法适应时代的挑战、无力提出与时俱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而瓦解，这导致整个苏联的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彻底崩溃。独立后的俄罗斯持有急于建成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理念，而这一理念以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同时保留原有的干部队伍（与新政权公开对抗的部分人员除外）作为国家的骨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处于完全不可控的状态，无力保证经济发展的接续性和渐进性，盖达尔推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实际上也只是维持了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同时演变为设计俄罗斯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俄罗斯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由完全脱离旧政治阶级的新政治阶级设计建立的。其目标是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彻底决裂，依据当时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国家内部政治派别的直接对抗来获取政治利益。

　　与俄罗斯不同，“和平与发展”概念的实际应用使中国领导人能够按部就班、有的放矢、有条不紊地实现经济体制改革，而这种经济体制是基于现实的、复杂的生产过程而形成的。中国取消了人民公社，在农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地区设置了经济特区并将其成功经验加以推广，进而促使整个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轨道。与此同时，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新的、复杂的金融经济体系保障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该体系的结构和发展趋势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监督，其决策主要依靠市场因素驱动，当然也不完全出于市场因素考虑。在这个发展阶段内，中国显然没有过多考虑形成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必要性的问题，以及超过8亿农民没有养老金的问题。在中国城市，无论是与西方还是与苏联的退休金制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水平都是处于比较低的阶段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面临以下任务：确保经济高速增长，让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城市和农村最活跃的社会阶层有工可做，有钱可挣，依靠新经济资源扩大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障的规模，逐步建立农村产党第十九次全国社保制度，从整体上维护国家资源公平公正的分配和再分配原则。

　　四、如何评价邓小平时代

　　中国的经验可以帮助俄罗斯绕过建设健康的发展中社会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陷阱。中国领导人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加强国家现代化建设，实施党内集体领导，建立确保权力更替机制，在保持政治稳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公民社会、推行基层选举—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方向。

　　从中国有效运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看，现代世界的经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关系。基于这一立场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不仅仅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还意味着在经济—政治分析框架下可以将国家、经济和社会分开，即最小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这种最小化不是指弱化，而是指从经济单独运行的角度看，国家应该促进（特别是在立法上）经济规律的运行，在政治上国家应确保政治稳定。

　　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一辈领导人”的代表人物，其贡献在于他为欠发达国家寻找有效的国家发展模式开辟了道路。在其领导下，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工作效率高的管理人员开始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其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国际经验重建了政治机构。这些改革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使中国迅速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中国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欧盟、美国和东盟国家一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

　　五、现代化政策的完善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外资进入中国受限以及为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开始深入讨论关于现代化和中国模式的问题。

　　中国社会模式的特色在于，所有与这种新认知相契合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变化，在中国都成为中共和国家努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要求自身必须成为基于正义原则、反映全体中国人民进步意愿的政党。如果说苏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动荡时期已不能反映苏联以及其后俄罗斯民众的进步愿望，丧失了对正义的坚持，那么中国则走上了国家治理思想“去苏联化”、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道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可以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使其“服务于中国”。

　　移民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早在10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在最近150年间，中国青年十分积极地移民海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对此给予了有针对性的支持，大批青年被派遣出国留学。这里所说的“留学”不仅是指工作实习，还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学习，以获得真正的专业经验。最初，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积极尝试在其他国家站稳脚跟，逐渐形成一个广泛的公民阶层，他们加入外国国籍并获得了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接触的现实经验，同时他们并没有失去与中国的联系。而当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且有意实施改善技术人员待遇的政策时，在国外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接受过教育、具有相应工作经验的中国人开始回到中国国内谋职。中国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在世界顶尖大学毕业、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国人提供可观的薪酬、世界一流的研究条件、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有吸引力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留学归来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年轻专家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进而积极地推动中国教育、研究和管理体系等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层开始派遣包括中共中央机关在内的党务人员到国外接受教育，这里指的并非实习，而是指通过留学、答辩来获得相应学位，目的在于逐步提高管理人员水平和中共党员的竞争力。

　　中国共产党在确保制定国家方针科学性的前提下，领导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党的监督机构，增设了反腐机构。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不断阐述党执政为民的特殊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时代篇章。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