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与发展
“Standing up,Growing Richand Becoming Strong”and the Foundation,Inception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杨凤城（Yang Feng cheng）
杨凤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以及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兼职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和《改革开放四十年》（丛书）等教材和著作。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以及部委委托项目。
［摘要］新中国第一个30年，一言以蔽之，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最终使中华民族以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制度保障；新时代是中华民族终于迎来强起来的时代，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迈入新时代。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构成前后相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演进。70年历史变迁是显著的，从新时代的认识高度，可以概括为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70年历史内涵是丰富的，但主线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如果说历史变迁的视角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实际变化，那么，历史主线的视角着重的则是制度，也就是这种变化背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很明显的是，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奠基、变革和发展，无疑可以成为俯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的核心视点。本文即以此为主题，同时结合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展开考察和分析。
一、新中国：“站起来”与为社会主义奠基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正式终结，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接续奋斗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从被打倒在地到站立起来是一个过程，站稳、不再倒下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道理很简单，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是站起来并屹立不倒的基础和保障。进一步讲，在现代世界，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拥有现代化的国防，是赢得世界尊重的保证。而这样的基础或前提恰恰是新中国所缺乏因而亟须解决的。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感慨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翌年10月，毛泽东再次谈道：“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经过30年的努力，到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拥有了旧中国所稀缺的重工业，而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没有巩固的国防“站起来”就缺乏保障。毛泽东当年感慨不能造的东西已经都能制造了，不仅如此，国防科技领域内更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骄人成就。概言之，中国终于以一个有尊严的形象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站稳了。
这一成就的取得与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密不可分。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便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众所周知，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工业化，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其动因之一亦在此。如何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动员一切力量，加快中国发展，加速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一直萦绕于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的胸怀。何况，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总之，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强盛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关键。当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总体上还是属于以苏联为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困扰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无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绘或设想，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提出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实行按劳分配等等。不过，这些设想是非常粗略的，而且是以19世纪资本主义为参照。列宁领导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列宁去世较早，所以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理论，只提出过一些原则设想，如“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等。我们日常所讲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斯大林时期形成并在斯大林身后延续了数十年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单一按劳分配制度，另外，也体现在政治体制上高度集权，以及以“政治挂帅”为特征的单一价值追求与一元一体化的文化样态等方面。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过特定的历史作用，对此需要给予“同情之理解”和公正评价。
具体到中国，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建立重工业基础，非社会主义制度莫属。相关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主要有三种工业化模式：一是英、美等先期工业化国家，以发展轻工业起步，待积累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这种工业化模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二是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日本，在继承先期工业化所创造的科技成果基础上，由政府投资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由民间投资发展轻工业，政府与民间合力，很快成为后起工业化国家。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包围，捍卫国家安全，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成为欧洲强国。苏联工业化道路与苏式社会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制度选择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之示范作用不言而喻。在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尤其是朝鲜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不久便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需要高积累，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那么，如何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集聚起来，如何才能做到有效地抑制消费增加投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无疑，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体制和单一分配制度，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选择，苏联就是这样做的。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同时，便启动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没有按原定15年的计划表而是仅用3年就基本完成了。实际上，在多种所有制结构、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国家是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在短期内集聚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无论是从国际国内背景看，还是从实际结果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作用应给予客观评价。
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基本上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并不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方面均照抄照搬。事实上，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以苏联为借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这一原则出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等，便集中地体现着这种探索。从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起点的角度看，这一探索主要包括：（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在经济体制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3）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4）在社会主义社会，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学会用法制保障国家建设。（5）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学术艺术自由。这些探索虽然在当年并未得到完全落实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其道而行之，但是，30年后，这些探索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局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合法性支持、理论起点。回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情境，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在极左思想依然高强度地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情况下，没有上述探索，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会更艰难。
当然，就总体而言当年的中国依然处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内。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会发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距离传统社会主义还很远。例如，在分配方面，更多的是平均主义而不是按劳分配；在所有制方面，不仅是单一公有制，而且追求“一大二公”，即公有制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在政治方面，不仅是高度集权，而且发展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前述经济基础方面，而且表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方面，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进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会失去出发点。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接续看，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脉相承。
二、新时期：“富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个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实现了富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中国GDP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5.2%，西德的20.6%。从国内居民生活来看，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至575元，不进反退。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0.56斤，比1956年减少28.02斤。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正是在对贫困落后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贫穷影响社会主义声誉，社会主义应该更富裕、共同富裕。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谈道：“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概言之，贫穷拷问着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由此，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希望找到一条尽快摆脱贫穷、实现富裕和现代化的新路，这就是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中共十三大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80年代解决温饱，第二步90年代实现小康，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不过“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由此，中国开启了进一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当改革开放行进到30年之际，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已经引起世界瞩目。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300美元。按照中共中央的设想，到2020年要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届时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左右，稳步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16年人均GDP已达8236美元，虽然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302.4美元，更是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045.7美元，但已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209.6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水平排序中，中国在216个国家中列第93。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绩单，这就是富起来的表征。
富起来是改革开放的显见成就，其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制度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从这个角度说，改革开放最集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回顾历史，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方面面对的是长期以来高调宣传的突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等内容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另一方面则是贫困落后的残酷现实。在理论言说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邓小平开始深刻思考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思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正因为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生产力要获得迅速发展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于是，从1984年到1987年，邓小平多次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及至1988年5月，邓小平有了结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邓小平这样讲，显然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有关。如果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大门，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那么中共十三大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有了初步而基本的解答。及至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明确概括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打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旗帜鲜明地提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和重心的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实际上，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对社会与民众的真正震撼和改变，或者换言之，社会与民众真正感受到改革作为一场“革命”的深刻意义，是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八大的20年间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涉及深层理念的深刻转变、体制机制的解构与重组、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动，其难度之大、风险之巨、问题之复杂不难想见。进一步言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理念，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进行深度改革，包括“抓大放小”的国有经济布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改造等；需要通过分配制度改革，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活力充分迸发；需要打破地区、行业区隔与利益，促成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建设与法制改革势必需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等等。正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更严格意义上的全面改革有规划、有重点、分领域、分阶段，整体推进、纵深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一幅绚丽的改革画卷已经绘就，其主画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言之，中国已经不再是计划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已经不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是党和国家的长期战略方针；中国也不再只有单一的分配制度，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资金、技术、智力等生产要素同时参与分配。与此同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前后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发展格局已经成型，一元一体化的“一字长蛇阵”式的文化格局已经转型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引领下的“雁阵”格局；国家与社会混为一体或者社会在国家面前消失的传统体制逐渐发生变化，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探索前行。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上述总体性中国特色已经跃然纸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已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四梁八柱已经铸就。
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换言之，作为新时期最鲜明特征的改革开放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构成改革开放四十年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坚实历史基础上的。
三、新时代：“强起来”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共十九大宣布了中国发展新的“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比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后来领导人不断重申的现代化目标实现时间大大提前，且内涵更丰富目标要求更高。总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方面已经居于世界前列，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胸怀世界革命理想，努力于“红旗插遍世界”，然而，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发展状况的制约，只能导致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局。一个激进但贫穷还有些神秘的东方大国便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改革开放后，鉴于时代变化和历史教训，邓小平及其后的中共领导人确立并遵循着韬光养晦、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之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埋头苦干，致力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因此有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提高。中国成就、中国道路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均成为富有魅力的故事或者力图破解的发展之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又一特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是从强起来的特征看，还是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看，无论是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看，新时代的核心或要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起来”不会到来也不可持续；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便失去灵魂、基石，甚至无从谈起。正如习近平所言，“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便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新时代就是在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奠定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四梁八柱、基本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中共十九大确立的路线，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着力点在于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而这些恰恰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加快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换言之，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和更好体现公平正义为目标，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证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全面进入小康，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里程碑。如果说社会建设聚焦于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必备的内涵与特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三者辩证统一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综观世界历史，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化。就现代历史而言，一个国家的强盛，首先是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接着是军事实力的壮大，最后是文化影响力的持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比拼的恐怕就是文化影响力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便显得格外重要，“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持续推动的结果，没有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新中国新时期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改革事业在十八大前后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改革事业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从开放这一角度看，十八大前后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多年间，开放主要表现为“引进来”、开放倒逼改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门打开，中国人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也在比较中痛感中国的落后。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等一系列举措陆续出台，而这就要求改变国内的旧观念、旧做法、旧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中共十八大之后，“一带一路”倡议更带来了中国开放的新理念新顶层设计，也带来了中国开放的新面貌新特征：一方面是继续高质量的“引进来”、进一步扩大开放；另一方面，“走出去”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并逐步走向高端。这些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对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可谓举足轻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选择。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启动，还是深化、拓展，在关键时期和关键问题上，均由党作出决定或决议。也因此，保证着改革开放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保持正确的方向。新时代是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为强起来而自豪的同时，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考验，国内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的现状等；“世界百年未遇的大变局”，阻抑中国崛起的意图和举动越来越明显等，这一切均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核心发挥更好作用，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把自己建设得更为坚强和有力量；而这就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以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保证“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