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前27年艰辛探索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s Leadership on the Exploration through Great Hardship in the First 27 Years of New China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年9月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原党组副书记 李慎明（Li Shenming）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一论断既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和历史的真实，又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找到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所讲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由于前些年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造成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甚至饿死几千万人这一问题。笔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从经济建设方面回答这一诘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经济建设上确实有失误，我们应认真吸取教训。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不是事实。这种误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不变质思想正确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与失误相比，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的。我们就从经济建设上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从1840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49年这109年期间，我国对外共签订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间接掠夺了我国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巨额财富。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全中国每个女同志头上一个发夹还不够；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又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旧中国积弱积贫，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形容词。新中国一成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笔者的老领导王震告诉笔者：“早在延安时期，主席就几次与我谈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美国，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在解放战争之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即对我国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还多出500多项。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新中国前27年的成就是十分伟大而无比辉煌的。
一、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
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出兵援朝的决策何其艰难。出兵朝鲜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除了极少数的吃饭、睡觉时间外，毛泽东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高负荷地工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用整整两个章节的篇幅来反映毛泽东这一巨大的历史贡献。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都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都是不得不打的，都是与世界上最强的对手打的，也都是在境外打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对手在苏区打，反对“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开赴敌人后方；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挺进蒋管区；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我们基本上都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极大地减轻了我们国力财力民力的伤耗特别是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我们与美国、美军斗勇斗智，都打赢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而是这两场战争打出来的。2004年，我到德国访问，一位华侨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告诉他，他们在海外，原来总受人欺负，每天邻里各家的垃圾总是先堆放在他家的门口。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往日要堆放的垃圾不见了，他感到很奇怪。一位邻居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呀？！昨天中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位华侨说，他父亲此时激动不能自已，长跪东方，泪水滂沱。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有人说，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所有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我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此后，苏联又开列相关的小打小闹的所谓“援助”方案，不过是想重新诱骗我国在台湾主权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10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的大省。现任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的宋丰年曾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9年国庆节，苏联霸权主义者原本打算是要对我们刚刚拥有的原子弹动用核武器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疏散老帅到全国各地，以防万一，这并不是林彪的迫害。苏联最终为什么没敢动用核武器？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催促数次，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早早就布置建设好了“大三线”“小三线”，提前作了有效的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就化解了苏联对我们的一场核打击。在实施“大三线”“小三线”的建设之中，当然也出现过个别失误，但这也是我国开发大西南、大西北的先声。毛泽东执政的27年，等于打了三次大仗，这三次大仗，都是与世界上最强的对手打，并且都打赢了，这是多么大的贡献！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
1960年10月，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核潜艇不是核动力潜艇，而是意味着具备了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第二次核还击能力的核潜艇，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一评价中肯、公道。
三、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以上两条，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的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取得的成就。苏联援助我们的156个项目，因我们没有外汇储备，都是用我们的物美价廉的农副产品，成车皮成车皮“咣当咣当”北上换回来的。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又十分低下，本来就吃不饱肚子，这又进一步使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基本属于一片空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取得了石油大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一百万次计算机、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众多重大科研成果。
四、建成了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
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新中国成立后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性作用。北京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都是那时修建的，其中仅密云水库目前的蓄水量最高能达到43.75亿立方，相当于南水北调年调水量的22倍。1966年到1976年间，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的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总体上呈现降低趋势，尤其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成效显著，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1952年的54.1%降低到1974年的16.9%，年均下降5.2%。这些，都没有计入当时的GDP。如果那时没修建这些基础设施，现在会有不少困难，因为成本太高。
五、完成了“一化三改”的所有制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为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加快工业化建设和军工国防建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同志说，现在看来，1952年提出的“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搞得有点急了。应该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是，从总体和根本上看，“一化三改”是十分成功的，也必须这么搞。正因如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让我们先看当时的国际环境。1951年8月30日，《美菲联防条约》签订；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签订；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条约》签订；1953年10月1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5月19日，《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9月6—8日，美、英、法、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等八国《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1954年12月美国与蒋介石在华盛顿又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基本完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形包围圈。1953年7月至1965年8月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同志回忆说：“美国对新中国的包围圈是一个岛链套一个岛链。强敌压境，我们当时如果不委曲求全，唯命是从，就要坚决整合国力才能维护主权。新中国那时很穷啊，拿什么和强敌抗争？现在不少人说当年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党中央原计划建国15年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行啊，环境不给你15年和平发展时间。”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所有的财富都离不开土地。土地是所有财富之母。离开土地，我们一无所有。除非将来能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拿资源。改革开放40多年来，除了我们实行了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之外，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奥妙之一，就是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各种物质财富进入数据化、货币化领域。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土地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为我们奠定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样，搞经济特区、高新科技开发区，吸引外资，扩建城市，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不仅毫无成本，而且可以大规模出让土地，产生地租、级差地租、超级地租。另外，还可以把油田、煤田、稀土、金矿等种种矿山租赁出去，一租就是六七十年，这其中释放了多少“红利”呀。这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代人，享受的基本上都是这一红利释放的结果，这也极有可能是把自己子孙后代的应该享受的财富提前给预支消费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可能也必须是要找一条另外的谋生之路，寻找到这样一条谋生之路，过程可能会十分艰难。70多年了，台湾历届当局，都想修建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始终无果，因为成本太高，公共财政根本无法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营城市”即经营土地，成就巨大。但现在土地财政与我们的粮食战略安全发生了尖锐严重的冲突，因此，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的饭碗里必须盛着自己生产的粮食”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指示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主要依靠土地财政维持经济增长的周期即将基本结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如再不下决心壮士断腕，结束土地财政，主动实行转变，将来就会被迫转变，代价就会更大更多，甚至经济也极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而“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便是“创新”。现在必须排除一切干扰，认真扎实地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可能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六、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
这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指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我国整整晚了35年。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人口的急遽增加，一方面摊薄了本来应该快速增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十分低廉的宏大的劳动力红利。
七、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
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以上七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为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需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良好的国际环境，真正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赢得我国近70年的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先决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毛泽东的垫底，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而现在相当数额的地方和企业、私人债务不仅是压在我们头上甚至也是压在我们子孙后代头上的大山。
以上八项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换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九、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决不是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圣人。“大跃进”一开始，大家头脑都有些发热，比如，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有一点冒是难免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人们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实际的”。毛泽东这时是主张“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但毛泽东是最早察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他首先从《人民日报》开始纠正。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于1990年12月至1994年4月间，写出专著《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书中说，1958年3月15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说：“《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大声疾呼。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时就指出：“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急与缓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五次讲话时又指出：“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195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4日，他说：“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4月9日，他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就苦口婆心地说服全党，一定要防止和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完全无济于事。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毛泽东既看到了“大跃进”中已经露头的虚报、浮夸等严重问题的出现，但同时他又担心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出现，他是担心对“左”的错误纠正过度，会给广大群众刚刚高涨的生产积极性泼了凉水。但此时的毛泽东，无疑已经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到了纠正“左”的错误上。
1958年4月11日，毛泽东又找吴冷西谈话说：“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关于报刊宣传问题，吴冷西接着回忆说：“此事我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相关领导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作出决定”。“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根据吴冷西的看法，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一是赫鲁晓夫8月初访华，二是不久又炮击金门，三是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等国际重大事件。具体领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1958年7月14日到18日，中央一主要领导同志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在参观并了解到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玉米、3万至5万斤谷子、30万斤地瓜，以及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后，领导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些谈话一经中央主要报刊发表，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不少地方也开始仿效办起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
当《人民日报》上多次宣布亩产上万斤甚至数万斤的特大喜讯和迅速推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前夕，毛泽东决定于1958年8月4日开始用一个星期时间到外地考察。他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天津等地。在考察中，他同各地各级干部群众座谈，察看试验田、高产田，与所遇群众聊天，他听到、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大好喜讯，他总是接连发问，当场进行核实。实事求是地说，1958年，全国各地农田生机盎然，庄稼也确实长势喜人。毛泽东所到之处，一派喜人景象。这也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进一步增强了信心。在河北徐水，毛泽东曾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在河南七里营口，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这说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初始，头脑也确实发热过。但就在这次考察中，毛泽东也十分警觉地发现了浮夸等“左”倾错误倾向。之后他把自己工作的重点很快转到了纠正浮夸等“左”倾错误上，这一努力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半段。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家庭生活、蛮干、“穷过渡”等错误的主要责任都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甚至还经常用轻谩、嘲弄的口吻谈论他。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请看如下权威史料。
关于浮夸。1958年8月8日，毛泽东问一起陪同考察的河南商丘县委副书记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比如，8月10日，毛泽东考察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公社，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十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十万斤。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关于取消商品生产。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指出：“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关于取消家庭生活。1958年10月，毛泽东让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调查人民公社的现状。吴冷西、田家英来到河南省新乡调查了兴宁人民公社。这个社4000户、2万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尤其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开住。星期天才能回家团聚。河南许多地方都在这样做。当地领导说，这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汇报十分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1958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又指出：“遂平有的干部主张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先消灭家庭。”“现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进托儿所，青壮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吗？我们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家长制是个封建制度，本来应该在民主革命的时期解决，但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解决。”“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关于蛮干。1958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指出：“现在是十五小时工作，要下一个命令，忙时必须睡足六小时，少了一个钟头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现在十五小时不能持久，持久了，工作的量同质势必要降低。除了睡觉、工作、吃饭以外，还要有点自由时间。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歇者就是午休。忙时至少睡六个钟头，平时睡八个钟头。”他还指出：“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武昌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认为，浮夸、蛮干是要死人的，是要上史书的，是中央其他领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最先讲的。其实，毛泽东早在1958年在“大跃进”进行之中就已经事先给全党提醒过了，并且讲得更为严厉。
关于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11月4日，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说上午议了文件的题目，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吴芝圃说：“不过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又指出：“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10日，毛泽东在会上又指出：“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说到这里，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毛泽东明确表示：“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说：“搞慢了不利。”毛泽东不赞成：“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笔者十分敬重少奇和彭真同志。笔者也曾直接接触过彭真同志。他理论功底十分深厚，党性原则也十分强。据笔者所知，彭真在晚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国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毛泽东也更加敬重。笔者在引用《毛泽东年谱》中所述这一史实时，也就照录下来，并未为尊者讳。
关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瞒产私分等。1958年11有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是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年年要做，处处要做。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谁讲到价值法则，就是不名誉似的”。“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好像就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
但是，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浮夸之风甚盛。毛泽东的上述纠正措施根本未收到什么成效。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来访时对毛泽东说：“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讲的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但问题似乎没有得到任何解决。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不得不给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等六级干部写信，他在信中尖锐指出：“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讲真话问题。……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但是，对毛泽东这一及时、严厉的指示，竟有不少省市不作传达，更不执行。因为如果传达这一指示，就必然否定了自己所虚吹出的亩产几万斤的巨大成就。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往往是最难最难的呀！
1965年1月13日，毛泽东阅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献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可能应为五月或六月初，写信者记忆有误—作者注）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即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如果认真读读以上史料，有谁还能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家庭生活、蛮干、“穷过渡”等错误的主要责任都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呢？这里，请允许笔者再说一遍，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对这些偏差直至错误察觉最早，不仅纠正态度坚决，而且也甚为苦口婆心。
对于自己在“大跃进”初期提出的相关口号，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加以完善。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提出“破除迷信”，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讲话中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他又进一步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这些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对于在“大跃进”初期自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总是毫不避讳，坦诚相认，并利用各种机会作自我批评，甚至在一些外交场合也不例外。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时公开作自我批评：“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
毛泽东特别注重从自己和别人的教训中汲取经验。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毛泽东在插话中说：“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我就没有缺点、错误？别人不讲，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错误性质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当余秋里汇报到1958年那股干劲很可贵时，毛泽东说：“干劲很足，浮夸不少！”当余秋里汇报到今年钢可搞到一千一百万吨时，毛泽东说：“不是有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当余秋里汇报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时，毛泽东说：“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说正确吗?哪能都怪计委?不能都怪计委。犯点错误也有好处，取得经验，有免疫性。高征购，瞎指挥，一千七百项，都是不正确的。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直到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针对我国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翻番的情况还说：“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的稍微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
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说明，一是在“大跃进”中特别是“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头脑与全党一样，头脑发热，犯过不切实际的“左”的错误，但是，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一直认账，并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一直避免重犯。二是毛泽东所犯错误远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大，那么多。现在，一些人仍把“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荒唐现象，包括各级领导（其中包括其他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都堆到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甚至肆意进行嘲弄、辱骂，这难道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吗？对于自己的前辈，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前辈错了，我们当然要勇于承认，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前辈甚至是自己的亲生老子就为尊者讳，或盲目为其辩护；但也不能因为其有过一点错误就无限夸大，甚至把他的伟大业绩和功绩都涂抹得漆黑一团。实际上，人们的生理上的血脉只能是一条纵线，承接历史，伸向未来；而人们思想政治上的血脉，只能是从后天获得。“文化大革命”中所泛滥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错误思潮，伤害了不少人甚至几代人，一些人至今仍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是这一错误思潮泛滥并造成恶果的始作俑者。这也是至今仍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抱有偏见的缘由之一。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真实。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有的人误认为毛泽东仅有诗人的浪漫，缺乏科学的求是精神，因而将他诗人的浪漫不适当地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时，便难以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笔者不赞成这一说法。理由有三：一是如前一节中所列举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极力纠正浮夸、“共产风”、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等“左”倾错误的大量事实，应该可以澄清不少人对此的模糊认识。二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我们党所要做的，实质上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一定的曲折，犯下一定错误，则是题中应有之义。1954年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毛泽东说：“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1956年4月4日中午，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稿时，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三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从来都是强调革命精神与实践相结合。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中指出：“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40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过饥挨过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乃至最终形成而作出的个人极其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的“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血汗。
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并一定要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有的失误的主要责任也在毛泽东。我们不能把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改革开放后40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前27年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
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作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重要结论，深得党心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