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与转折的必然性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主要不是全会公报所讲的那些内容;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事先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然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或迟或早总要发生。

　　1转折的客观条件

　　自从1976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和一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步伐，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首先，在政治上。那两年虽然在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有所进展，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未能顺应党心民心，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系统清理在党内已持续很长时间的“左”的指导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乘胜前进，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和阻挠恢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因此，要求尽快解决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评价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化建设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

　　其次，在经济上。那两年虽然制止了许多地区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使国民经济开始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但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在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他虽然看到了国外技术的进步和中美、中日关系解冻后西方在对华贸易、投资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但是，不考虑国内对引进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同样是“左”的急躁冒进思想支配下的表现。这一切都迫切要求经济工作中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另外，在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违反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极大地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亿多农民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在城市，“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上山下乡的政策，累积约一千多万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待安排就业，再加上其他新生劳动力的出现，使国家无法单靠国有企事业单位满足就业需求;而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统收统支的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弊端，也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呼唤对经济体制、经营方式、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