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折的主观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争论，通过按劳分配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及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很大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舆论氛围。这一切，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首先，在组织上。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陈云为呼应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意见，与王震等几位中央委员相约，在会上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提交书面发言后，会议简报组要求“按照华主席讲话精神”删去所谓“敏感”内容，华国锋也登门做他的工作，均被他拒绝。这篇发言虽然最终未能在简报刊出，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央内部的错误领导形成了巨大压力，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程。四个月后，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撤销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经过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争取，一些老同志也陆续恢复了工作。所有这些，都使党中央决策层、领导层内正确与错误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如此，陈云那篇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的发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邓小平在会议期间的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才可能发挥出巨大作用，为三中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重要基础，使那次会议最终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其次，在思想上。邓小平自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便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利用各种场合，提出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相继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要适时结束、要加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等主张。1978年夏季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要加强综合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部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等一系列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观点。正因为有这个铺垫，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才会一致拥护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肯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要求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赞成认真解决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意克服经济管理体制中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另外，由于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所开展的斗争，使以往中央会议简报工作那种压制民主的错误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再实行下去。这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组讨论情况得以迅速交流、会议获得巨大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1980年初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只要了解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对于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就会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就会明白那次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完全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即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一定会实现这一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