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与转折的性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说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是从这个意义，而且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任何超出这个意义的解释，都有悖于这一转折的性质。

　　1转折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工作重点、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曾有过多次转移、转变、转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有的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就拿党的工作重心、中心、重点来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眼睛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建国后，我们接连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但这些都是为着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工作重心转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虽然又接连进行了三大改造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这些运动从总体上说，也都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只是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才开始动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中心更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与以往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折也无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转移、转变、转折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以下两个新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首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上。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一致拥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则是有分歧的。华国锋在开幕时的讲话中说，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实现重点转移。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例如，胡乔木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发言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还指出，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篇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要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这个意思显然已经有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历史决议》才指出: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正是这一认识，赋予工作重点转移的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