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纠“左”中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三中全会作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坚持和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

　　1三中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

　　三中全会（包括全会前夕召开的为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但在纠“左”的过程中，并没有离开党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会议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四项基本原则在当时条件下的具体化。这主要体现在：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主张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而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的罪行，强调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从而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罪行，重申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必须以组织领导为保证的原则，从而坚持了党的领导；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强调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中全会把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全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其中处处渗透着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全会《公报》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也就赋予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

　　2理论工作务虚会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顺利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思想理论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就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建国以来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得失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在全国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但是，党中央也敏锐地觉察到，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社会上，乃至在党内，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甚至应当警惕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不能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仍然沿用过去“左”的思路想问题，因而对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过去的错误加以极端地夸大，散布种种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这股思潮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去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地区及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阴谋策划反对中国政府的破坏活动。这股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保护和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势必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