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名存实亡，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怎样评价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怎样评价从遵义会议开始就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当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无法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步调，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解决一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对以往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和方针政策做出改变和调整，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特别是首次倡导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批判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实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这势必要涉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尚在，党内外许多人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思想准备不足，不能科学区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极力维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意无意地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抓纲治国”。如197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出台，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异议。他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上书，第157页。7月21日，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强调：“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