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容的逻辑延伸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既不可能脱离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也不可能脱离于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这一思想和理论源头。它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容的逻辑延伸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体现在理论对象的逻辑延伸上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0页。作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解决各自面临的重要历史课题应运而生的。这些历史课题是前后相继的，相应破解课题的理论也是环环相扣的。毛泽东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页。。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上书，113页。的角度讲，没有第一次革命的成功，就不会有第二次革命。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遗憾的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主观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并未能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的继承者们肩上。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开创性的精神和胆略勇敢地承担起 “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回答的主要是革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的主要是发展和改革问题。从近现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看，革命是发展和改革的逻辑前提，发展和改革是革命的逻辑延伸。

　　2体现在理论观点的逻辑衔接上

　　我们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是始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它们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源头。比如：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苏为鉴”，明确指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思想，意在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2页。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驱散了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的迷雾，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这就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奠定了理论依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化”教训过程中，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等独创性见解，尽管这种探索没有坚持下去，尽管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但这些闪光的思想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至今仍是我国促进科学艺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关于划分三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以及实行对外开放、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时期“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无疑也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 杨亲华、王明鉴：《毛泽东与对台工作》，199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第5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