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就是邓小平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道路”最先提出的是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式的现代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等。从“走自己的道路”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步步深入的过程，也是邓小平理论步步升华、发展的过程。
邓小平探索“走自己的道路”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既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走自己的道路”的优秀传统，也吸取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解决了毛泽东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上来，并始终扭住这个重心不放。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抓住彻底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真正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机会，以其大智大勇，第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此后，他反复叮嘱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我们“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249页。
第二，针对过去“左”的政策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提出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旧模式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
第三，在建设和发展的速度上，吸取过去脱离实际、盲目求快、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确立通过三步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把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70年设计为三步发展，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大跃进”超英赶美是急于求成的典型。四届人大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是过高过急难以实现的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开始纠正这一目标。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同上书，第194页。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二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的惊人成就证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既是一个反映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宏伟目标，也是一个吸取过去急躁冒进的教训、实事求是的可行目标。
四、为后世树立了“走自己的道路”、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典范
能不能结合本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正确处理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教训，是关系到各国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苏联解体，与赫鲁晓夫和他的后任者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系。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与他完整而准确地认识毛泽东“走自己的道路”的成功与失误有着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为后世树立了“走自己的道路”、正确处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光辉典范。
江泽民从邓小平肩上接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重任，十分重视像邓小平那样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始终强调要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江泽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也讲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用三句话来集中表述它们，概括为“三个代表”，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目的就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鲜明地树立起党的思想理论旗帜，以便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掌握，更好地统一思想，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而奋斗。2004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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