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其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是中国发展问题。他强调,“我们要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的。”引自1996年12月15日邓小平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的谈话。这是邓小平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并在具体内容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观。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一个较完备的科学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果，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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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成果。

　　发展是有史以来人类实践的课题。从历史上看，一切处于进步状态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是注重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创了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认为，未来的新社会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的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马、恩在提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基础的同时,也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1845年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三条，强调 “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人本身的自我发展”的一致性，并把革命实践作为这三者发展统一的物质活动基础。在第三卷手稿中，还闪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势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设想，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这里特别明确地论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遭受的贫困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问题提出完整的设想,但是他们为现代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列宁则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就是发展学说的科学定义：“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矛盾论——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新思路、新观念。在《论工会目前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这篇名著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这就启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应当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共同发展。列宁在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通常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改革计划”。“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