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缔造了新中国，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因素的关系，蕴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中共八大正确分析和判断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并进一步指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代替敌我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就为我们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所有这些，对于指导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左”的错误,背离了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致使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然而，毛泽东“以苏为鉴”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新道路，开创一种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成为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

　　二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发展是硬道理

　　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及对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做出科学判断后所得出的结论。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首先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他针对苏东演变的教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同上书，第224页。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通过发展体现出来。“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同上书，第354页。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上书，第356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关系问题凸现时，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突出地把“发展”问题升华到一个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境界、全新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发展在中国的战略地位。

　　2发展的目的是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发展经济本身不是目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他提出 “三步走”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台阶式迈进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始终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的和归宿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目标。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平均主义分配又给我们造成了追求公平而牺牲效率的弊端，他提出了通过由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模式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155页。所以，他在发展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发展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发展区域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形成共同富裕。为此，他提出沿海和内地发展“两个大局”的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这一个大局的着眼点是让条件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要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及如何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个人富与集体富、局部富与全局富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在晚年，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以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说，“分配问题大得很”,“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同上书，第23页。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鲜明地揭示出中国发展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即人民本位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