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制定经济计划的重要依据。邓小平认为，必须把民生问题作为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最重要依据，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价格问题、城市住宅问题、轻工业品增长问题，也就是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同上书，第685页。

　　邓小平把民生问题彻底引入现代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之中。与此相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开始，中国工业化道路也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改变，见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569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进入新世纪时，中国这个曾经共同贫穷的国家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三、在战略方向上，规划了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总体目标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国家工业化战略，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目标，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双百”方针，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当时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着重为经济现代化，即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而在后来的现代化实践中，也没有处理好政治民主化和“双百”方针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考虑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充分认识到了社会构成诸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他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应该按照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统筹规划，以保证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于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

　　首先，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了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任务。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制定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中，则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目标。这便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

　　其次，对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反映在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关于富强，邓小平认为，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能否实现富强，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坚持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关于民主，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民主的进程中，必须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现代化的有序发展。关于文明，它是任何现代化都必须具有的条件。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

　　第三，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从“六五”计划（1981~1985）开始，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计划的题目也由以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与以往历次的五年计划相比，“六五”计划突出了社会的发展，用了整一编的篇幅，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计划安排，“注意在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这就改变了以往只注重经济发展、单纯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忽视人与社会发展的倾向。”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页。我们党已开始注意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在中共十四大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现代化观由片面到全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