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辟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民普遍都认识到：“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上书，第250页。人民也认识到，“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同上书，第327、397页。中国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社会主义，任何别的道路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１４９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进行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

　　但是，对于是否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何改革开放的问题，却存在不同意见。特别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攻击和否定，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四根支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必须具备的根本政治保障。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政治基础，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四项基本原则一问世，就被攻击是阻碍改革开放的“四根棍子”。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主要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从来没有让过步。他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363页。 “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上书，第１４９页。江泽民也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6页。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认为，中国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必须改革。但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党认识到，“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６４页。“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同上书，第２６６页。与此同时，党也强调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反对照搬照抄。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同上书，第203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长期相处，就必须全面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既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并对其“西化”、“分化”的图谋保持警惕，又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其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始终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坚持认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同上书，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