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才算是科学的呢？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开始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并富强起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5种流行假说：幸运论、地理论、文化论、外向型国家贸易与国际经济融合论和制度安排论。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最为流行。参见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2007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中国的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中国的发展自然也就离不开制度因素。

　　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制度安排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好的社会结构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所要发展的最基础的条件。著名发展理论学者沃勒斯坦曾经说过“社会结构是人类关系的珊瑚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就是说，观察社会结构是了解人类社会的最佳途径。

　　旧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对抗和震荡之中。那个时候，不要说发展和进步，连起码的社会安定都无法保障。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农村人口90％的农民占有全部耕地的90％以上这里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雇农已不复存在。参见《当代中国》丛书之《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568页。，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改运动，而且实现了农村社会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变迁，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接下来进行的三大改造，又经历了一次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中国社会结构不再存在阶级对立，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从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铺就了坦途。三大改造顺利完成，没有引起社会震荡，“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证明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正向运动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中共十七大得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结论。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中，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社会关系处于全面紧张状态。所幸的是，我们党及时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端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后，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拨乱反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平反冤假错案。到1982年底，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调整了社会政治关系，社会生活走向正常化，使千百万人从政治阴影下解放出来，形成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干四化的氛围和环境。这再一次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正向运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此后，我们党更加注重以制度建设稳固和优化社会结构，从邓小平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论述，到江泽民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的观点；从江泽民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的主张，到胡锦涛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集中体现了制度安排的优越性，成为经济腾飞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