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始终存在着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对日后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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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邓小平就提出要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文革”后，通过反思“文革”的教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333页。这其中的组织制度方面的问题，就包括干部职务的终身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要求。首先，干部队伍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由于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的办法，只要无大错误就可以无限期地担任领导职务，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造成机构臃肿，机构臃肿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干部终身制还造成一些干部兼职过多，形成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不可避免会犯各种错误，从而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而且还会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合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存在，不但会阻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复杂工程，既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要完成这样一项工程，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需要有精良的干部队伍和较高的工作效率。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存在，无疑将不利于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正如“文革”后邓小平指出的：“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同上书，第141~142、150页。

　　其次，干部队伍老化现象严重。新中国建立初期，大部分的省部级干部才40岁左右，不存在新老交替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进行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活动。至1982年底，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共改正了54万人的右派问题，共复查了“四清”运动中处理案件63万余件；共复查出“文革”前历史遗留案件242万余件（不包括“反右”运动案件）。肖思科：《知情者说》第三辑之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绝大多数同志得以恢复名誉、解放和安置，其中主要是老干部。当时，近千万人老干部平反后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这批老干部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复出，对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干部老化、职数太多和影响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问题。仅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的就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偏高，较多都在61岁以上。整个干部队伍的平均年龄比50年代增长了15至20岁左右。 同上书，第3页。以当时恢复工作的几位老干部为例，洪学智66岁，刘澜涛69岁，王鹤寿和安子文都是70岁，薄一波71岁，杨尚昆72岁，陆定一73岁，彭真77岁……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健康原因导致他们不能持久地工作，他们还常常带病工作，且时常因病住进医院。改革开放事业的繁重任务需要干部有旺盛的精力、健康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策上的连续性，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老干部们虽然充满工作热情，但由于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应付新时期党所开辟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