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时期，以此为起点，我国法制建设开始进入恢复时期，并在恢复的过程中得到了初步发展。1982年现行宪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恢复工作的基本完成。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加强法制的重大决定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的讨论中，与会代表结合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胡耀邦在发言中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粟裕在发言中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上对下。下对上批评，按党的原则在党的会议上也不行，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张震发言批评说：“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第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第二，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休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第三，政策多变，失信于民。第四，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8页。这些重要意见，抓住了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局性、长时间错误的根本原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加强法制的重大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所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法制问题。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加强法制的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20日下午，华东组有同志发言说：“民主和法制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法制，没有无产阶级的法制，无产阶级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和法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便点名，随便批斗，随便抄家，随便抓人，真叫无法无天。他们上打干部，下打群众，特别是残酷迫害老干部，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党有党章，国有国法，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我们国家有近十亿人民，实践看没有必要的各种法律是不行的，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民主才能得到保证。”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