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察工作方面，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处理公民的申诉和控告，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检察机关重建伊始，在干部调配、机构设置、工作制度等尚未完全就绪的情况下，就收到了大量的人民来信，接待了许多人民来访。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信访70203件（次），1979年受理1236134件（次），1980年达到最高峰为1518846件（次）。李士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加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经过调查核实，凡属冤案，予以昭雪；凡属假案，予以平反；凡属错案，予以纠正。

　　二是发挥法律监督的作用。各级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担负起了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审查决定是否起诉和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并逐步开展了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以及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工作。1982年，全国检察机关审结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人犯中，批准逮捕的占894%，不批准逮捕的占106%。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人犯，经检察机关审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占审结数的91%，免予起诉的占78%，不起诉的占12%。各级人民检察院出庭率已达992%。各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结，改判的占审结的抗诉案件的59%，裁定重新审判的占71%。有力地保护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3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三是办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违法犯罪案件。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把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列入了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范围。1980年1月1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各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了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破坏选举、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等各类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共14万余件，已办结12万余件，依法逮捕了违法犯罪分子，保护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同上。

　　四是办理了一批经济案件。1982年，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指示和决定，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重大任务，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协同有关部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这一年办理的经济案件，是检察机关重建以来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中，各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盗伐滥伐森林案和走私贩私、投机诈骗案等经济案件共33万余件，已办结31万余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万余件，法院已审结并作有罪判决的11万余件，占审结数的99%。《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3年6月26日《人民日报》。有力地打击了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3司法行政工作进一步开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司法行政工作在恢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

　　一是律师队伍不断扩大，律师业务全面开展。律师制度恢复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多渠道、多层次地选拔、吸收律师人员。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10月，一年间全国各地陆续调配专职律师人员达3000多人。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律师协会，共有法律顾问处2023个，专职律师人员6200多人，兼职律师人员2300多人，一个初具规模的律师队伍已经在全国建立。《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在律师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律师业务也全面开展。广大律师人员以多种服务形式参与经济法律活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建设。主要有：担任企事业单位、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的法律顾问，并初步为政府机关担任法律顾问；担任代理人参加经济纠纷的调解、仲裁、诉讼，或者承办经济方面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为涉外经济活动或涉外经济纠纷的中、外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等。在开展诉讼代理和非诉讼代理以及解答法律咨询等业务方面，广大律师人员为社会广泛提供法律服务。通过这些律师业务的开展，宣传了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是公证制度进一步健全。为使公证工作制度化、法律化，司法部重建不久即组织力量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初稿），先后经过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公证工作座谈会进行讨论、修改，并广泛征求法学研究人员、法学教育人员、司法人员以及公证人员的意见，最后，提请国务院审议。鉴于公证工作恢复不久，国务院决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于1982年4月13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同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公证法规，是中国公证工作经过曲折历程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公证暂行条例》的发布与施行，标志着中国公证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体制不断加强，法律地位不断提高。1982年机构改革中，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都建立了管理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部门。司法部设人民调解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设人民调解工作处，地（市）、县设人民调解科和股（后来有的省市改名为基层工作管理处、科）。1982年11月司法部制定了《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将管理辖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司法助理员的主要任务。至此，从中央到基层人民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建立了完整的人民调解工作管理体制，加强了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加强了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相互配合。1982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基本原则中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规定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将人民调解工作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的标志，是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里程碑。新宪法颁布后，极大地鼓舞了调解人员，进一步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恢复与发展，1978年宪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经过宪法修改委员会两年零三个月的艰苦努力，12月4日，1982年宪法经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日公布实施。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宪法。它的公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恢复工作的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