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2年里，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在1978年三中全会至2011年五中全会的33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单一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下的按要素分配。与工业化和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同时，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占有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私人之间占有财富差距的扩大；与这种变化趋势相抗衡的，是党和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来扩大社会保障、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以及强调政府的二次分配作用。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变革

　　1978~1991年为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最优改进阶段，即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体制下，全体居民收入增加，城乡居民、城市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一）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收入增幅明显提高，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这一阶段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6％。由1978年的-24％，上升到1984年的124％，提高148个百分点。（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6％。由1978年的67％，上升到1984年的136％，呈明显提高态势，最高年份1979年为192％。（3）GDP年均增长率为96％。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这一阶段GDP增长率3个百分点。除1979年外，有6个年份的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64个百分点。其中，有5个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高于当年GDP增长率，有4个年份超过GDP增长率8个百分点，1979年高于GDP增长率116个百分点。

　　1979~1984年是改革的起始阶段，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自1979年初，开始了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放开部分农副产品经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划，控制城镇货币收入过快增长。二是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过去长期被压抑的生产潜力，使农副品产量大幅度提高。三是国家采取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从1978年的5579亿元，增加为1984年的1440亿元，1984年比1978年增长了158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37％，年均增长了74％。

　　第二阶段是1985~1991年，收入增幅下降。①这一阶段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9％，比第一阶段低17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88年为-24％。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37％，比第一阶段低123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89年为-16％。③GDP年均增长率为96％。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47个百分点，其中有6个年份的增长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有3个年份低于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1988年低于幅度达137个百分点。④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59个百分点。所有各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其中，有6个年份低于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1992年低于幅度达83个百分点。

　　从1986年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年增大，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为185％，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等，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农民收入的微弱增长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二是各种负担越来越多；三是受国民经济宏观环境的影响，乡镇企业效益降低，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且有回流。

　　（二）调整国营企事业单位工资，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就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来说，改革的紧迫任务和重点是“拨乱反正”，改变长期形成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和“大锅饭”办法，做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一是改变过去“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制度，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营责任制，利润留成等方法，使得效益好的企业职工可以增加工资和收入。二是改变“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制度，通过改革劳动报酬制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工资改革方面，首先是恢复了“文革”期间取消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第二就是通过调整工资，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分配。从1977年到1983年的7年里，几乎每年都安排一部分职工升级。这期间，除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和少数工资比较高的干部（行政10级及以上干部）没有升级外，职工一般每人都升了一级至两级，一部分中年知识分子升了三级，极少数工资偏低的升了四级。职工升级的原则，是按照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进行考核，并以贡献大小作为主要考核依据。对企业职工的工资调整，则采取调整与改革相结合和“两挂钩”、“一浮动”的方针。“两挂钩”是：调整工资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与职工个人的劳动成果挂钩。“一浮动”是：升级后继续考核两三年，合格者才予固定，否则把级别降下来。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工资调整和改革，不仅增加了职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于鼓励职工“各尽所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这种普遍性的通过增加劳动、提高效益来增加工资的办法，也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刺激了消费，使得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总需求总是大于总供给，大大刺激了经济发展。

　　（三）由单一按劳分配扩大到要素参与分配

　　在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只有微不足道的城镇个体经济。因此从收入分配方面讲，农民除国家允许的有限的家庭副业外，以工分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城镇职工，其收入来源则是工资和国家及单位提供的福利和隐性补贴。但是，这种单一的按劳分配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快就被打破了。首先是城乡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他们的收入包含了劳动、经营和资本三个要素收入。最典型的事例是安徽省芜湖市的个体户年广久。

　　二、1992年以来新分配制度的形成和政策变化

　　1992年以来，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和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不断缩小过去所承担的福利和暗中补贴。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工薪收入中的决定性作用，技能和专业知识和供求关系导致了职工之间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原来由国家统一制定和管理的各个产业工资标准，也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被打破，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工资与普通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差距也在拉大，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导致要素参与分配比重增加

　　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最终确定了积极发展私营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呈现出加速的势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也逐渐发挥着基本作用。特别是1997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抓大放小”以后，民营经济在从业人员和企业数量上都超过了国有和集体单位，使得国民收入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要素分配为主。从企业性质和资本来看，个体经济从1991年的1417万户，注册资金488亿元，到2002年增加到2377万户，注册资金3782亿元；私营企业则从1991年的108万户，注册资金123亿元，到2002年增加到2435万户，注册资金24756亿元。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再从从业人员所在单位所有制性质看，1991年底，在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为14292万人，其他所有制单位从业人员为3173万人，二者分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83%和1817%；到1997年底二者分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6702%和3298%；到2000年底二者分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147%和5853%；到2004年底二者分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873%和7127%。《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至于农村，从1992年起，随着乡镇企业的转制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非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占绝对优势，成为乡镇企业的主体，集体经济往往只收取土地租金。除了工资和企业利润收入外，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成长，上市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投资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股票、债券、存款房产出租等收入的比重也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薪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政府“二次分配”作用的弱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先从农村开始的，对于城市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增量”改革，即一方面通过“搞活”，让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和整个经济发展，（实际上企业负盈不负亏）增加了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至于原来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医疗、住房、交通等福利和无失业之虞，依然维持，同时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交通、食品等方面享受的国家财政补贴也继续维持着。但是，1992年以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在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国家补贴或包下来制度，取消了国家对城市粮、油及副食的补贴；逐步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积极推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来替代过去的“公费医疗”；取消了教育基本由国家包下来、允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深化国有企事业改革，改变了过去“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不合理体制，同时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转制和实行“减员增效”，使得相当数量的职工下岗或失业。这都表明，从1978年以来开始的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进入了“存量改革”阶段。但是，在这个“存量改革”阶段，政府改变过去那种国家对国有企事业职工从生老病死“包下来”的办法和对城市居民的过度补贴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但是，由于这种“双管齐下”的改革在导致城市出现一大批因取消社会福利、下岗、生病而导致的贫困群体的同时，建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却是要“假以时日”的，直到最近几年，国家提供的城市居民最低社会保障金的发放才得到比较全面的落实。

　　（三）城乡之间的财富流向

　　1992年以后，随着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流动壁垒被逐渐打破，农民开始改变了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巍然壮观的民工潮。到1997年以后，又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结构性供给过剩，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也失去了过去低水平、外延性的扩张机会，于是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地域性的转移来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变。到2000年以后，这种流动性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亿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和待遇则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1992年以来，市场化改革和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既带动了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带来了非农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于是就出现了各级政府和企业采用“征地”手段，低价从农民那里取得土地，然后高价转让的现象。农村财富以土地流转的方式转入了城镇。第三，由于农业收益低，农村投资环境差，因此与城镇相比，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资本都很少投资到农村，不仅如此，由于90年代以后城乡之间的投资壁垒被打破，农村的资本也不断转向城镇投资。因此，与80年代相比，1992年以后城乡之间的财富流向，即农村剩余和财富流向城市，出现了由农副产品为主的产品“剪刀差”流动转变为以人力、土地、资本为主的资源流动。即使在2006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城市就完全停止了从农民那里“取”。“取”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收入方面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同工不同酬”，资源方面的土地低价转让。

　　（四）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8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其中，2000年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等学者根据1988年和1995年两次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估计。1988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1995年为0445。7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李实等人估计的基尼系数高于前述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结果。李实等：《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另据中央党校有关课题的调查，“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楼继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2006年6月20日《学习时报》。

　　（五）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实现了由长期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经济增长开始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二是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此相对应，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随着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的推进，过去许多由政府“包下来”或提供补贴的福利和保障，开始由个人承担。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就呈现出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态势：在微观经济方面，主要不是依靠收入分配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依靠减员增效、降低工资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在居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必然会抑制需求，因此，就企业来说，扩大和利用国外市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个阶段，尤其是1997年以后的“内需不足”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即是证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固然从总体上说抑制了“内需”，但是一方面，少数人迅速富裕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汽车、住房、旅游等需求旺盛（因为毕竟人口基数大），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和向外寻求市场的竞争压力，则对企业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刺激作用。

　　这两种刺激的结果，就是政府和民间的投资都是居高不下。当然从功能和效益出发，政府投资一方面体现在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为国有银行注资、核销坏账、剥离不良资产方面。而民间的投资则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因此，这个阶段，积累率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而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3年里，资本形成率持续提升到40%以上，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投资拉动型和生产资料内部循环增长的“重化”特点。

　　但是，这种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虽然可以维持甚至提高积累率，并给企业造成竞争压力，但是却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并对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非常不利。并且这种利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压低工资、是不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也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因为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另外，依靠扩大对外贸易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毕竟是有限度的，到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63%，这不仅会受到外国的制约，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抑制，即显示出这种制约。同时，这种依靠低端产品和贴牌生产来扩大对外贸易，还要受到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而这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在今天已经充分显现出来。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社会保障等重要思想、政策和措施出台的缘由。

　　三、工业化水平、分配制度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

　　纵观62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一个由旧中国收入水平极低、分配极不平等通过革命手段达到过度平均，然后又由这种过度平均通过改革走向拉开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后28年。从这个演变历程看，收入的平均程度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观念、战略、政策变化；二是不同时期积累与消费关系变动。

　　1992年以来的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近几年我国居民新增储蓄额一直居高不下和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由于社会收入过分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下降，就引起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业增加，导致通货紧缩，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普通工人（包括农民工）收入低并且长期收入增长缓慢，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出口（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从长期看，却是不宜持久。一是这种竞争力会遇到外部世界的双重阻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所谓反倾销限制）；二是不利于扩大内需，即国内市场；三是这种低劳动成本实际上降低了企业依靠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动力，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四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教育和卫生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可持续发展不利；五是不利于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

　　在今天，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基础、要素决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经济体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多、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府必然会发挥作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即怎样在推进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既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又纠正政府“错位”和“缺位”起到保护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作用，应该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有能力来调控收入分配的。从最近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看，我国已经进入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关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扩大国内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则可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既有经济体制变革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不平衡的因素。总的来说，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是中国这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国实行赶超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收入过度平均，是依靠全能型政府的强制实现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高积累和排斥市场机制的结果，它虽然改变了旧中国低收入水平下的极度不平等，保证了高积累下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作，为突破工业化初期的“贫困陷阱”做出了历史贡献。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建立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是经济贫困下的公平选择，而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后的制度，换句话说，197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中国特定时期、特定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产物。当我国度过了那个特殊的依靠政府力量来实行高积累的阶段后，就需要发挥市场的高积累作用，也就是要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如何既能够调动工薪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够保证资本的活力和扩张动力，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最终消费率由同期的67%下降到48%，就是市场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实现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大量的低价格劳动力资源利用实现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突飞猛进，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许多工业品产量和产能居世界第一，出口额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工业的快速扩张是依靠低价工业化实现的，即工业扩张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廉，以及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为代价，并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这种工业化的模式到今天显然难以持续下去了，一是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难以继续承载，目前我国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主要能源和资源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都超过了50%，即使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二是导致内需不足，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支撑的。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的这一比重仅为728%。三是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外贸压力增大，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同时，发达国家也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这种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低端产品出口竞争会越来越困难，而竞争力的弱化则使得中国成分利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来发展自己的愿望落空。

　　总之，中国已经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要继续保证资本扩张的活力，同时也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保障内需，来保障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这就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来主动弥补工业化进程中收入分配的“市场失灵”；并改革某些领域中干预过多带来收入分配的“政府失灵”，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并驾齐驱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