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毛泽东曾估计：“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然而，中共领导中国人民仅用三年时间就彻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了新生政权，并医治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剿匪、反霸、清（除旧社会遗）毒、“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开展得井然有序、干净利落。这些成就的取得，对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共来说的确不易，从中可以总结众多成功经验。
一、善于在实践中推进政策和理论创新，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开国的头三年，中共领导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召开地方各界代表会议、镇压反革命、改造旧有文化事业等过程中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一如既往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不断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政策和理论，用于指导新的实践。例如：1949年10月7日，毛泽东认为浙江省委关于军事、城市、农村和干部等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很有警示价值，立即批转给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和一野前委，请他们务必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10月13日，毛泽东认为华东局总结的松江县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经验很有借鉴作用，立即批转给彭德怀、林彪、邓小平、薄一波和高岗等，“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中，北京市组织北大、清华等高校教授分赴华东、中南和西北进行实地考察，使知识分子深受教育。毛泽东很重视这一经验，一再要求《人民日报》转载知识分子谈观感的文章，多次致电并督促各地负责干部效仿和推行。类似事例在开国头三年举不胜举。另外，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实行中立富农、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分别开展等政策；通过调集物资集中抛售打击资本家的不法行为；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引导民族资本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等等。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都是中共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为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政策指导和思想基础。
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抓党的自身建设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执政后必须审慎用权，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能蜕化变质，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是开国之初毛泽东等铭记在心的执政理念之一。因此，时刻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行动上严抓党的建设。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就曾设想，将来共产党执政后，要通过人民监督党和政府来帮助党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骄傲自满、不求进取、贪图享乐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会议还作出了不给党的领导人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和街名等六条禁止为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规定。
建国后，中共对党内会不会出现居功自傲、贪图享受、争权夺利、腐化变质等现象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一发现苗头，就及时敲响警钟，严厉批评，坚决纠正，并通过学习文件、整风运动、严惩腐败等多种形式和途径不断加强党自身建设。思想建设方面，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为了更好地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全党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组织建设方面，整顿基层组织，规范了发展新党员的条件和程序。1950年5月，为了保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提出“公开建党”的口号，要求今后发展新党员，不仅要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1951年3至4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强调要重视党务工作，整顿基层组织，对发展新党员进一步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作风建设方面，通过不断开展整风运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了党的纯洁性。1950年5月，中共发动了执政后第一次整顿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1951年底又发动了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身先士卒，发挥了表率作用。1950年9月，毛泽东得知湖南在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建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马上写信给湖南省委负责人，请他们立即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29页。。同年5月和10月，毛泽东先后坚决反对沈阳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府为自己修建铜像，批评这样做“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对于自己亲朋、故友们提出的入党、工作、抚恤等要求，毛泽东都坚持按原则和规定办事，给他们回信说：“未便直接为他作介”、“未便直接干预”、“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363、364、375页。
开国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既促进了各项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各项号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和衷心拥护，不仅巩固了执政地位，夯实了执政基础，而且为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领导核心。
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共自诞生始就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革命，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在同其他众多党派的纷争离合中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历史选择，进而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建国后的三年里，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紧紧依靠广大人民推进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1949年9月，毛泽东在新政协的开幕式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新政协《宣言》也提出：将依靠“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563页。。
建国后，无论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还是剿匪、反霸、清（除旧社会遗）毒、取缔妓院，等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中共领导人民开展的上述各项革命运动，保障和维护了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受剥削的知识分子等合法权益，废除了地主、反革命残余分子、土豪恶霸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文化条件。正因为党领导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各项社会改革也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每一场运动都是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而完成的。反过来，这些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又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拥护和信任，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更加巩固，为后来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政治优势。
四、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坚持通过发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该时期的中心任务，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党在开国头三年的中心工作之一，这是确定无疑的。早在勾画新中国蓝图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1950年6月，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发生了朝鲜战争、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和大施“五毒”行为等事件，党不得不领导人民展开了平抑物价、抗美援朝、“五反”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这些军事、政治斗争虽然是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又都是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并为其服务的。例如，《土地改革法》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土地改革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中共中央还要求“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故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并利用三个冬天推行土地改革，等等。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调整是为了“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三反”“五反”运动兴起后，各地报告运动对生产有所影响。毛泽东当即指示各地：“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221页。
开国后的头三年，我国内政、外交、国防都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克时艰，党领导人民选择的是通过发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克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1951年秋，党号召全国人民通过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重点建设。后来，又确立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努力打好战、稳定物价的同时，不断加强建设，通过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持战争和稳定物价。三年里，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仍拿出6627亿元资金用于水利、交通和以煤、电、钢铁等为主的工农业建设。
五、广纳贤才，调动各方面力量致力于国家建设
一个长期坚持在农村革命的政党，突然执掌全国政权，必然缺乏经济社会各方面管理人才。为了克服管理和建设人才的短缺问题，开国之初，中共敞开胸怀，广纳贤才，调动各方面力量致力于国家建设。早在1948年底，中共中央就指示解放大城市要争取“留下尽可能多的知识青年及公教人员及技术人员等有用的人才……以便解放军入城后能迅速地建立革命秩序，管理城市”；要求“把争取团结蒋管区知识分子的工作……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一部分，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工作的一部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8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22页；第19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在接管大城市、组建新政府和开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一方面加速培养和使用工农、军队等革命干部，另一方面大胆使用民主党派、国统区等人才。仅以中央人民政府为例，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副主席6名，党外人士3人；政务院副总理4名，党外人士2人，政务委员15名，党外人士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黄炎培、马寅初、朱学范、史良、马叙伦、李烛尘、章伯钧等都得到重用，全国自上而下基本形成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这不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管理人才紧缺的问题，而且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体现了新生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六、努力在降低社会震动中稳步推进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社会改革是在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进行的，任何过于剧烈的社会震动都会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也容易被敌人利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一再强调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要“稳步前进”，要在保持社会稳定中积极推进。
1950年4月，毛泽东指出：“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教导全党：土地改革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要“切实而妥善地改善”；部队复员工作“必须谨慎地进行”；旧有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255页。。
在其他民主改革的实践中，党也都执行了在保持社会稳定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比如，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并逐步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提出要“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在广大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后，都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做法，中共中央一经发现均及时坚决地予以纠正；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等都没有同汉族地区同步进行。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保障，社会变革的力度要同社会稳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这些今天人们仍在探讨的深刻道理，毛泽东等在建国后的头三年里就已经认识到，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实施。
七、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积极创造有利的执政和建设环境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坚定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地开展外交工作，初步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和印度等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首先发展了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努力利用国际资源推动革命和发展生产。建国前夕，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秘密访问苏联，就组建新国家、争取苏联援助等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达成广泛共识。8月25日，刘少奇回国时，200名苏联援华专家随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超过了600人。”尼·特·费德林：《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期间，经过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的协商，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苏联答应从1950年起的5年内，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用于各项建设。
建国之初，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敌视、封锁中国，但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并没有因此同西方阵营对抗，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试图打破封锁，发展贸易。1949年12月，毛泽东提出：对苏贸易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为此曾作出很多构想和努力。例如，人民解放军1949年底解放广东时，曾设想一举解放香港和澳门，后决定香港、澳门问题留待以后选择适当时机和平解决，以利于发展同英国、葡萄牙等国的关系，开辟一条联系西方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取缔外国（主要是美英）在华企业，只是废除了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特权，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分批对其实行征用和管制；应工商界人士的要求，我国准备把汉口设为开放口岸，允许外轮直接驶入。虽然上述构想后来由于世局的变化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但同西方国家的有限贸易和交往，对我国当时打破封锁、恢复国民经济等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综上所述，开国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巨大胜利，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社会建设和外交工作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