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作为动员的一种方式是指特定政治领导者或领导群以某种系统的价值观或信仰，说服、诱导或强制本政治团体成员或其他社会成员，获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引导他们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特定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的过程。施雪华：《政治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0页。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中国共产党即运用政治动员引导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在短短几年（1949~1956）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深刻社会变革。本文试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政治动员的发展进程、动员的手段、特点、历史作用及影响，从而一窥建国初期党的政治动员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

　　一

　　通过农业合作化引领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根据地引导广大农民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党的政治动员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动员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兴起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到1953年春；全面展开时期，从1953年春到1955年夏；走向深入和出现偏差时期，从1955年夏到1956年底。

　　第一阶段：政治动员的初步兴起时期

　　1949年底和1950年，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原有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放松和涣散。对此，1951年2月中共中央指出：各地要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要加强互助组的发展与巩固，并以此来达到进一步提高生产的目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0页。。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指出：土改后的广大农村立即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制止农民向资本主义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于1951年12月15日正式下发，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将其印发到县委和区委。毛泽东特意写了党内通知着重指出：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8页。

　　《决议（草案）》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泛宣传。首先，国内各种媒体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全面宣传。《人民日报》在1952年初集中报道了一系列合作化典型。1月3日报道国营农场成就，2月28日至29日介绍桦川水利等农场，3月19日发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讯等。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星火集体农庄》纪录片等。随着宣传深入，一些英雄人物、模范典型成为广大农民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也创造出多种方式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开展爱国主义增产竞赛运动，经过比赛，相当多单干农民积极参加互助组；各地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和互助组骨干训练班学习《（草案）》，结合当地真人真事进行思想和政策教育，极大提高了参加者思想觉悟，使他们成为合作互助运动中的骨干。互助合作运动在1952年上半年得到了飞速发展。

　　1952年下半年几件事推动了合作化迅速发展：首先，1952年8、9月间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批评了互助合作上的消极态度，强调要与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其次，1952年9月农村整党中实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党的农村政策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62页。，使对合作化的消极态度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相连；第三，1952年4月底到8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农民访苏代表团重点考察苏联集体农庄，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广泛宣传苏联农业集体化农业的好处。在此种情况下合作化运动在部分地区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和各地从1953年春开始检查和纠正前一阶段的急躁冒进行为，到6月初第一次急躁冒进倾向基本纠正。

　　第二阶段：政治动员的全面开展时期

　　1953年随着工业化建设的进行，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开始供不应求，农业发展滞后问题逐渐凸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加快了农业合作化步伐。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农村部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决议》指出：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县的党委都必须拟定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逐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应着重注意拟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各地的任务指标：华北由6186个发展到12400多个；东北由4817个发展到1万个；华东由3301个发展到8300多个；中南由527个发展到3600多个；西北由302个发展到700多个；西南由59个发展到600多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同时，《决议》把农业合作化中的各种动员方法化为工作常规：第一，县一级应该成为领导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县委书记必须亲自负责管理，县委必须派出一定数量的得力干部专门负责；第二，地委、县委和有条件的区委应该有计划地开办互助合作短期训练班；第三，各级党委应该把定期召集各级农业互助代表会议和农业技术会议以及各种座谈会等形式作为教育群众和干部的重要方法。《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1954年中共中央又指出：除地委县委须以主要力量来进行互助合作运动这一中心任务外，省委也应指定一个书记或副书记负责掌握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具体业务，第一书记负责统筹指导。《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结束后，各地党委和政府开始制定本地的建社计划和分级集训农村干部和办合作社、办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为建社培训骨干。1954年春耕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出现热潮同时引发了急躁冒进倾向，至次年春出现了毛泽东口中的“生产力起来暴动”。对此中共中央制定“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到1955年6月整顿掉20000个合作社，余下合作社秋后80%增产。

　　至此，虽然发生过急躁冒进，但互助合作整体上是逐步发展的，绝大多数社组巩固下来，比较好地体现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至今不少老干部和老农民回忆起这一历史时称赞不已，认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农村互助合作的黄金时期。范守信：《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1期。

　　第三阶段：政治动员走向深入和出现偏差的时期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5年春毛泽东与邓子恢（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间就浙江省整顿和巩固合作社、1956年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出现了分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375页。在此背景下，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提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时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争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报告中把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页。并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只有彻底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会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和学习的展开，批判“右倾”走向了全国。

　　一系列的会议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右倾’”，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右倾”台风。在这种气氛中，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1956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数字要翻一番，即达到130万，1958年使50%左右农户参加合作社，1960年基本上完成农业生产的初级社化；10月毛泽东指出：应该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今后五个月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5~206页。在“反右倾”的政治氛围和规划摊派的压力中各省纷纷修改规划，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各省提出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1955年冬季开始全国掀起了大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高潮。据统计从1955年夏季开始，到年底的五个月内，全国共有5000多万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750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63%左右。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1956年1月中共中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各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大力提倡创办高级社和大社。毛泽东认为不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289页。。一些农村流传着歌谣：“社会主义无限好，白面馒头羊皮袄”，“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要啥有啥”李占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思潮》，《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农民形成“社会主义有奔头”的思潮。1956年1月大办初级社后出现了并社、升级的高级社化高潮。1956年底，全国共建立76万多个合作社，入社农户11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数963%，参加高级社的占878%，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周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1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二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综合运用召开各级会议、多种媒体宣传、组织推广等动员方式，并且诸种动员手段各具特色，从而在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完成的同时，又化解了剧烈变革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震荡风险。

　　第一，政治动员目标的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效果，吸引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走农业合作化的热情

　　首先，动员目标美好前景极具吸引力。为什么要开展农业进行合作化运动呢？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使农民“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1956年初在宣传《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党政部门认为加入高级社后：“家家丰衣足食，社社五谷丰登……人人识字，个个读书，乡乡都有电话……遍地是牛马骡驴，猪羊鸡鸭成群……”叶扬兵：《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如果说以前宣传苏联农民的美好生活对于许多人还是遥远梦想，现在《发展纲要（草案）》则把这种美好远景摆在面前，极大吸引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合作化热情。

　　其次，适当的经济扶助政策。中共中央制定实行了有利的入社经济政策：国家的财政、经济有关部门特别是农业的行政部门，要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援助列入重要工作日程。要求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贷款。《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在合作化运动中，私人和合作社的农业投资总数为17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总额为34亿元，是国家农业预算的几倍。［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建立各级完整的组织系统，强化对运动的组织领导

　　在合作化起始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组织领导。1952年11月，毛泽东提议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后来，毛泽东高度赞扬并要求推广基层提出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要求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页。。

　　中共中央注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195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会议，规定：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可建立党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分支部；在合作社中乡党员不足五十人，也可成立总支部。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据统计，从1954年起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倍增长，浙江省1949年到1953年农村基层组织数始终在2000~3000间，到1954年底猛增到7000个，1958年3月达27000多个。魏益华、奚培章：《农村基层党政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第三，以思想路线的斗争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毛泽东判定农业合作化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244页。1953年毛泽东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1955年毛泽东断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农村大量存在，个体农民是否加入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直接表现。1955年毛泽东与邓子恢产生分歧时，毛泽东判定邓子恢“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产阶级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3页。，在七届六中全会中将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8页。。毛泽东认为正因为“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页。

　　在整个动员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挥了独特个人作用。这是因为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树立了崇高威望，广大共产党员和群众对他高度信任和崇拜。薄一波回忆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81页。

　　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但是，历史表明，由于动员手段的运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时间之快不逊于苏联，而且“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新中国是开创性事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推行的政治动员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存在不足：

　　第一，对农业合作化来说，中共中央原本预计用15年逐步完成对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却脱离预定时间表

　　中共中央多次修改发展部署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这是因为强化政治动员人为推动带来运动加速，大大增加了“要求过快、改变过急”的可能性；而且强化政治动员、强调对合作化速度的追求，就可能造成“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类似情况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的历史中曾经反复重演。

　　第二，就经济效果来说，高级社的实际效果与预期存在着差距

　　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自愿互利的经济联合体，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不同阶段逐步发展。但是，1955年夏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后，加入高级社进程大大加快。但是高级社在将集体劳动推向极端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好集体劳动中的管理和动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据统计，从1957年起粮食生产增长速度开始下降，1957年较“一五”期间平均递增的百分比下降23%。《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第三，对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斗争动员成功应用成为新中国阶级斗争滥觞

　　首先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三次争论尤其是第三次毛泽东将属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认定是“右倾保守机会主义”。在极大推动了运动时也遗留了负面影响：开了执政条件下用政治批判推动各项工作的先例。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源于批判周恩来等、十年“文革”政治批判作为导火索更是常见；开了执政党内定性、扣政治帽子来解决分歧的路径。批判邓子恢“右倾”后，革命年代带来的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以致出现将彭德怀批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次就普通民众影响来说。在合作化运动“抓阶级斗争”时人们心理压力大，担心如不积极参加，就会被认为有抵触、觉悟不高。很多人由此才参与合作化运动。此后中国共产党沿用此种方式动员，群众除投身运动外没有常规参与渠道；于是历次运动特别是政治性运动，群众虽有相当程度参与，但大多数人不是自觉自愿的。频繁政治运动没有使人们政治热情提高，反而激生了冷漠，对民众政治参与造成了消极影响。

　　伴随着政治动员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完成，强化了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对政治动员作用的肯定。此后，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农业放“高产卫星”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动员狂飙推进。然而，历史表明，通过政治动员的上述运动走向了危机，新中国的现代化步入曲折艰辛的道路。为了消除危机，政治动员必须以新的形式重新启动。所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发展壮大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自发性不断的引导；它的最终确立，标志着既往动员体制的没落。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入新的动员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