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起，我国开始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仍然没有得到可靠保障。另一方面，旧中国近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给新中国遗留下了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即粤、闽、浙、苏、鲁、冀、辽七省和沪、京、津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重工业中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在沿海地区。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也大多如此。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确定“一五”计划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是：“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在全国各地适当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布局适应巩固国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协定，计划在1953年至1959年内，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共141个项目。到1954年底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被确定为156项，正式施工的为150个，成为“一五”计划中的重点。其中安排在内地的工业项目83个，约为总项目数的55%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围绕这些项目，又确定了694项限额以上重点配套工程，其中内地占68%。内地的新建投资比重超过全国总额的60%，83个项目中，只有1项是扩建，其余都是新建。而东北和沿海地区的新建只占全国总额的25%，49项中有22项是续建、改建、扩建。内地建设成为“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这次西部建设，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部开发，而且从区域工业化的性质来说，填补了西部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交通设施的空白。到1957年，陕甘宁青及云贵川七个最典型的西部省区，社会总产值指数已经分别比1949年增加238至649倍。在经济结构上，西部七省区的农业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由1949年的78%∶22%，变为1960年的36%∶64%。西部地区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工业产值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原来工业基础薄弱的包头、兰州、西安、太原、洛阳、湘潭、大冶、株洲等城市成为新兴工业基地。包头、武汉钢铁公司，克拉玛依油田，三门峡水利枢纽，包兰、宝成铁路，康藏、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不仅在中西部地区，在整个新中国建设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成就。

　　同时，新的矛盾也第一次摆在面前——如何处理东西部的发展关系？大量增加西部资金，必然要使东部资金急剧减少，原有生产能力得不到扩大。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专门将此列为一个重要方面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令人遗憾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盲目上马大批基建项目，遍地开花，实际上使这一合理思想未能贯彻。这一时期，虽然西部新增生产力有较快增长，但重工业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中有不少是简易投产，没有形成综合生产力，因此并不能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西部开发思想探索的宝贵价值是，认识到了必须处理好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关系，不能用牺牲东部地区经济的代价来换取西部的发展。

　　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西部开发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以工交和国防科技设施为建设目标的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西部开发。

　　三线建设决策确立前后，中央领导层对“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曾有一个认识转变，其中也包含着对西部开发思想的再探索。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简单地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从地区上看，解决吃穿用，就是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东部雄厚的轻工业快速积累资金。

　　5月27日，毛泽东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6月至8月，毛泽东更加明确地多次提出建设西部后方的主张说：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抓吃穿用完全转向了抓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

　　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三五计划的“汇报提纲”，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与“吃穿用计划”相比，新计划的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比例占74％；农业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占44％。按地区分，三线地区投资占42％。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革”爆发，没有形成正式“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

　　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他早在1959年就提出的“农轻重”和优先发展沿海工业的方针，而把建设西部后方的国防和基础工业放在第一位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化。1964年8月4日夜，美国大规模轰炸北部湾和越南北方，波及中国境内。当天清晨，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计划要改变一下。他所说的计划，是一个浪漫的夙愿，就是用几个月，骑马顺着黄河去考察，直到源头，看看西部地区如何开发和发展。

　　战争的威胁，使中国西部地区迎来了硝烟里的开发建设。同时，毛泽东和中央也注意到，战争也可能打不起来，要做两手准备，用三线建设改变中国西部工业交通落后的不合理布局。1965年，毛泽东南下沿途中，每到一个地方，就向当地领导询问，搞三线建设，如果不打仗还有没有用，会不会化成水？当听到说不打仗也有用的答复后，他说：“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不相信会大打。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1页。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不合理布局状况。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贵州和陕西航空工业、川西电子工业、长江中上游船舶工业等一大批现代化生产和科研基地。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成昆、湘黔、川黔、贵昆、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重要铁路。机械工业方面，建成了分布在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地的工业基地。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和陕西渭北煤炭基地，葛洲坝、刘家峡、八盘峡、乌江渡水电站和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重点企业和基地。三线建设还促进了西部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0年来的最高峰魏后凯主编：《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文革”的干扰，这次以三线建设为形式的西部开发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第二，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患。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企业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

　　这次西部开发仍然没有解决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从开发思路的探索看，仍然依靠计划体制下的转移投资方式，没有解决如何激活西部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由于大规模减少东部投资和搬迁设施、技术力量，对东部造成的负面影响则超过了50年代出现的偏差。

　　从“两个大局”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停止了在西部地区摊子铺得过大的三线建设部署。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干、缺乏续投资金和产品出路的西部地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也开始了他西部开发思想的探索。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必须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有了要想真正发展内地就必须更多地发展沿海的宝贵思想闪光，但没有形成坚持不变的建设方针。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生长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第一次作为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大政策，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人先好起来的思想，“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具体地考虑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在这次论述中，邓小平全面地总结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容。首先，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其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再次，解决方法是通过调节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手段，而不仅是过去单纯的计划投资；最后，解决不发达地区的时机，是在20世纪末期达到小康水平时候。这次谈话，标志着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的臻于完善。

　　（二）西部地区要顾全大局，但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调整改造中发挥作用

　　经过前两次西部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的工业支柱，在要顾全大局的形势下如何发展，曾经引起了争论。邓小平不同意全面否定的消极态度，他首先提出了要实行“军转民”的大战略，确定为十六个字：“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西部地区为顾全大局，对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迁的调整。同时，也积极采取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多种努力，包括调整企业结构，改革管理体制，转产人民生活急需的家用电器、日用生活品和国际市场畅销的产品，到东部沿海地区开设贸易窗口等。这些都为20世纪末期西部大开发准备了物质条件。

　　（三）西部开发要适合自身的特点

　　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特点是：（1）资源丰富，（2）生态环境不容乐观。邓小平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特点，将其融入自己的西部开发思想中。

　　邓小平经过调查，从长远发展规划考虑，认为一些西部重点资源开发项目不能放弃。1982年9月22日，他听取汇报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1983年夏天，他还询问了西藏铁路建设的线路、盐湖、冻土、经费问题，认为：“还是修青藏线好。”《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虽然由于客观原因铁路没有立即上马，但也开始了积极的准备。1985年1月19日，他又从更大的西部开发范围说：“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这是多么了不起，今后有意识地把工业项目摆在那里，可以帮助那里发展经济。”他提议：“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

　　在邓小平的直接规划指导下，西部建设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没有等待，也进行了一些适合自身特点的规划开发。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动工，1997年进入主体工程阶段。1989年二滩水电站开工建设，1998年第一台发电机组并网发电。1994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正式开工，1997年实现截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这些在21世纪发挥重大作用的项目和规划，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在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中，注意保护西部自然生态平衡，是个重要内容。

　　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这件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世界进入世纪之交，中国的“九五”计划胜利完成，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计算已经相当一万亿美元，即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庄严宣布：“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新中国的第三次西部开发正式揭开帷幕。

　　这次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在高度、广度、规模和时间上大大超过新中国已经进行的前两次乃至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开发思路——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西部进行开发，过去大多注重生产资料的增加和质的提高，主要是大规模开采资源和粗放垦殖，建设基础设施。但忽视了西部自然特点，因而造成了生态的破坏，一次次开发高潮留下了新的隐患。这个一直困惑西部开发的矛盾到江泽民指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才将西部开发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结合起来，形成了注重协调发展的比较完整表述。

　　江泽民还指出：要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有阶段地推进投入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应该是全面的，普及科学教育、推广实用技术、发展特色旅游、交通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这其中即包含着丰富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内容，而不再像过去将西部开发简单地视为经济建设行为。

　　江泽民强调：“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追求暂时的平均现象而人为地拉平东西部差距，更不是长期出现地区性贫富分化。这个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上对西部开发的阐述，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共十六大以后，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了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以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战略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深刻改变了国民经济格局。但是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差越来越大。世纪之交，沿海地区的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这导致了东西部地区人民收入水平也拉大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新要求，重要目的之一是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由原来的注重效益、兼顾公平，转入建设和谐社会、注重社会公平和全面发展。

　　自2007年开始，西方国家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运行环境明显趋紧，实体经济生产经营困难加剧，部分中小企业关闭。

　　针对严峻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采取了由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向东西部基础建设和培育国内市场的扩大内需、均衡建设战略。

　　到2010年7月，西部大开发付诸实施已经十年。十年来，西部地区迎来了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西部国家重点工程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超过3万亿元；能源及化学工业、优势矿产资源开采及加工业、特色农牧产品加工业等六大产业，将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从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全国经济增速前5位的省份有4个在西部，西部经济增速高于东部28个百分点。十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000年至2009年，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完成了送电到乡、油路到县等建设任务。西部12个干线机场和30个支线机场实施了大规模改扩建，新建21个支线机场，缩短了西部与其他地区的距离。西部地区经济的大发展，不仅大大改变了西部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增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西部大开发以来，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工程，使西部的绿色不断延伸，西部生态屏障得以加强。十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实施4亿亩；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有效保护了139亿亩森林资源，占全国森林的60％，新增森林面积950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完成治理任务127亿亩，大气释尘量减少。此外，国家还实施了草原保护与建设、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环保项目，天然草原得到休养生息。

　　西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西部地区的就业人口2008年达到2亿人，比2000年增加2229万人。同时，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累计对西部地区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994亿元。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535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649万人。

　　三次西部开发给我们的启示

　　（一）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演变，是一个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威胁的可能主要来自海上，因此建设重点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呈现出东西部反复更迭的局面。当国际形势严峻的时候，就重点转入西部，当国际形势缓和的时候，就重点放在东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经济建设的布局考虑与国际形势的关系，可称为被动的逆向互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建设发展要通过对外开放，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吸取国际资金和经验。因此对外开放便利的东南沿海，成为重点发展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可称为顺向互动，但基本上仍然随着国际经济力量的波动而波动，还是被动式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过去的外向型经济依赖性大大减少，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政策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充分展现出来，中国真正成为左右国际形势的主动一方。中国的西部发展战略，不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被迫考虑国家安全的重大变化，掌握了主动权。

　　（二）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演变，是一个由重点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这种重点的转移，是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落后的综合国力决定的，只能优先发展某一地区。这种状况到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空前的提高而得到了改变。不仅强调东西部均衡发展，而且把区域经济的概念扩大到国际上。中国通过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东南亚经济发展区、中亚发展经济区等，形成了跨越国界地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实行“走出去”的战略，投资西部邻国石油、煤炭资源和重要企业，境外合作开发等，使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赋予了新“丝绸之路”的内容。

　　（三）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演变，是一个走向科学决策和发展的过程

　　由于过去中国西部开发战略，是被动地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因此判断国际形势就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任务。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和国家民主制度健全时，这种决策就比较科学客观。当对国际形势判断出现分歧而民主决策得不到保证时，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如三线建设，在当时虽然是必要的，但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成决策权力过于集中，使得建设过急过大，造成了较大浪费。而在改革开放后期，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初，党内国内都有一些意见分歧，有些人担心影响经济效益，有些人考虑地区利益过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复地进行了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采纳专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通过集体决策，使分歧得到了解决，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经过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西部开发走上了科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