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建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存在将“红”与“专”对立、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当前，重温“红专”问题的讨论，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1957~1958年的“红专”辩论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重视业务学习的言行，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向科学进军”，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

　　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9、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随后，他重申：“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把“红”与“专”结合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则是欠妥当的。

　　自此至1958年初，如何处理“红专”关系，就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辩论的一个主题。当时，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红专分工”等。

　　“先专后红”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有的认为国家需要技术干部，我搞医学、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当然是以业务为主。第二，认为钻研业务难，学政治容易；业务在短期内要达到一定标准，政治是长期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时年轻力壮，要抓紧时间学好业务，出学校后再学政治不迟。第三，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既然思想已经差不多，毛病又出不了，为什么不可以先专后红呢？第四，认为业务就是政治、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如历史、经济、法律、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本身政治性就很强，搞这些业务就是搞政治。第五，认为没有马列主义也能搞好业务。他们说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指导不是科学照样发展吗？有人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不也一样促使搞好业务吗？第六，认为学理科的和学文科的应该有分工。学理科的应该以业务为主，学文科的应该以政治为主，学理科的可以先专后红。第七，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业务就是资本。有了业务也可以“红”了。只要技术好当上模范，不仅名誉，地位都有了，入党也容易。第八，有的认为政治理论看的越多，越容易产生分歧，立场越容易动摇，还是学“技术”好。第九，有的认为自己历史上有问题，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没有前途，只有在业务上努力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有关“先专后红”的几个论点》，1957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先专后红”的观点，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做出了评判。郭沫若、刘仙洲、梁思成、钱学森、翦伯赞、朱光潜等专家，也都联系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文章剖析“先专后红”论。有的认为它不是青年成才的捷径，而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倡“先专后红”是危险的。有的把它比喻为先裹小脚，然后再设法去放大，是先注射毒汁，然后再设法去医治。这不但是愚昧的办法，而且是残忍的办法。瞿葆奎：《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多专少红”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需要大量专家。因此在业务上应抓紧，在政治上只求“粉红色”就行了。《论又红又专》，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34~35页。批判者认为，这一论点是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而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所谓“粉红色”，只不过是“红”色的标签，“白”色的内容罢了。自居“粉红”、“少红”，实际上是灰色的，是近于“白色”的。小莱：《“中间道路”走得通吗》，1958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1958年1月5日，蒋南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政治是灵魂》的文章，指出一个人政治上不好，这是“定性”，是性质问题，业务知识的多少是“定量”，是数量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全面发展，其中政治觉悟是决定性的。

　　“红专分工”论，有两层意思。一是按人和人来分工。认为政治和业务性质上是彼此不同的，一个人很难兼顾。他们的论据是有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二是按时间的前后分工。认为在学习期间，因为时间少，课程忙，要先成为一个专家，然后再学政治，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资本，只要业务好，名誉地位就都有了，甚至入党也容易。国内已有少数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入党。对第一层意思，批判者指出，“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这种现象是时代造成的，现在青年一面有好的业务学习环境，一面又有好的政治学习环境，竟以过去的结果为标准，难道说愿意先把自己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经过一段长期的“思想改造”吗？对第二层意思，批判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先专后红”的主张。有少数专家是入了党，但还有一些所谓的“家”，不但没有被接受入党，反而成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这可充分证明“先专”不见得“后红”。刘仙洲：《同青年们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1957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先红后专”的主张，1958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社论——《“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这种主张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绝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应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

　　经过辩论，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追求又红又专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这一时期的红专辩论，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把那些埋头搞业务的所谓“只专不红、少红、先专后红”的知识分子，当成“白专”加以批判，并在随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拔掉，导致“大跃进”中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

　　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红专”关系的调整

　　1957~1958年“红专”辩论后，经过三年“大跃进”，在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人甚至更多的人仍存在模糊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在60年代初的调整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红专”关系的调整就成为一个重要方面。

　　1961年4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叫红，什么叫白，这些都是政治概念，要画清界线才行。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不要把白和红这些政治概念，无限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1961年4月12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教育研究》1980年第3期。教育部长杨秀峰指出：“现在对‘白专’道路概念不清，到处滥用，多念几本书就是‘白专’道路，使同学们不敢钻研科学，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系在一起，以后不要再提‘白专道路’这一名词。”《杨秀峰教育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77页。6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举例说：“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343页。6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当前有一种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报告提出，“‘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页。。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学生讲话时，形象地谈了红与专问题，他说：“比如一个飞行员，如果不强调政治，对他不进行政治教育，他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感情，没有起码的社会主义觉悟，一起飞他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你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因此要对飞行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有另外一个飞行员，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绝不会飞到敌人那边去，他抱定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决心，然而他的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像这样的飞行员，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光有技术没有政治不行，光有政治没有技术也不行。”他指出：“我们不能够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有些人对政治的兴趣不浓，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就少一些，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在业务上搞出一定的成就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6~1057页。

　　以上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的看法，在《高教六十条》中得到了体现。《高教六十条》指出，“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坚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才叫做白。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页。。

　　在这一时期，知识界再次探讨了“红专”关系，其中以冯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冯定自1957年起在有关文章和著作中多次阐述过红专问题。1962年6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红专”》一文，把红专关系概括为“红以导专、专以表红”八个字。他指出：红和专二者不仅不能偏废，而且是同一的、统一的。红，对专的关系来说，是以质为主；任何的专，都应该以这个质为指导，为目标。专，虽其各门类、各方面也各有不同的质，当对红的关系来说，是以量为主。它们就像划船，得有人掌舵，有人划桨一样。要使船向预定的目标迅速前进，掌舵和划桨都是需要而不能分离。舵掌的不好，划桨越使劲越甚至越会离开目标；划桨的人太少，劲太小，舵掌得再好也难迅速前进。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但这并不是说红和专就没有差异性和对立性。红以导专，并非红即是专；专以表红，并非专即是红，将专红等同，认为有专必红，是不对的；相反，认为先专再红，这种红专完全分裂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红专的关键在世界观。冯定：《关于“红专”》，1962年6月12~14日《光明日报》。这表明对红专关系的认识，开始向正确的方面转变；但这又是转瞬即逝。

　　三、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红专”关系争论再起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活动此起彼伏。1964年，在哲学战线上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讨论的同时，“红专”关系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

　　1964年7月，姚伯茂撰文提出，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按照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不同情形，红与专的矛盾是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任何人为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要“红”就不能“专”，要“专”就不能“红”，或者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姚伯茂：《浅析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1964年7月19日《人民日报》。8月2日，《文汇报》又发表了姚伯茂的《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在姚伯茂的文章发表的几乎同时，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主持修改，署名“王中、郭佩衡”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此后，在公开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同时，对姚伯茂包括此前冯定关于“红专”观点的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

　　持不同意见者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杂志上撰文，批评姚、冯的观点是抹杀了红专矛盾的阶级内容，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有的说，冯定的“红以导专，专以表红”，它的中心含义是红由专的表现，是披着新的外衣，公开宣扬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认为，红专问题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矛盾，而不是红与专这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矛盾的内容无不深深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业务，总是要同一定阶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受它的制约。不是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又红又专，红专结合，是指业务要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率，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红专分离，只专不红，是指业务与无产阶级政治分离，受资产阶级政治统率。因此，红与专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必须通过兴无灭资的斗争。冯定的“专以表红”论，姚伯茂的红与专“合二而一”论，是从“理论”上概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兴无灭资斗争的倾向，是适应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需要的矛盾调和论。李宝恒：《红专矛盾的阶级内容不容抹煞》，1965年1月17日《解放日报》；史国显等：《冯定同志的关于“红专”宣扬了什么》，《人民教育》1965年1月号；李羽硕：《驳姚伯茂的红专“完全统一论”论》，1965年1月19日《文汇报》；陈先达：《徒劳的辩解——驳姚伯茂同志的〈浅评〉和〈再评〉》，《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5期；张治民、马俊芝：《红与专的矛盾也是按“一分为二”的普遍规律发展的——与姚伯茂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4年第8期，等等。

　　在学术理论界争论的同时，青年学生中也就“红专”问题展开讨论。1964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秦秀荣的信，提出怎样看待“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思想。

　　围绕这一主题，1965年6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现身说法指出，我过去可以算是“三过”的典型。我“政治上过得去”，是政协委员；“业务上过得硬”，还有点技术；“生活上过得好”，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他认为，这种“三过”没有什么味道，不仅不舒服，而且别扭得很。在论述“又红又专”的重要性后，他批评了“只红不专”的观点。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红”而不“专”，那他这个“红”也是有问题的。这只能成为空头的政治家，对人民没有多少用处。根据一提红专，就是“红”重要，“专”不重要的情况，钱学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专”得已经太多，或者已经很够了。正相反，我们“专”得还太少，还很不够。否则，讲了几年又红又专，什么都没作出来，这不成了空话。这个“红”又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青年同志不要在“专”上有什么顾虑；只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真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专”。为革命而“专”，越“专”越好。钱学森：《又红又专，为革命利益而攀登高峰——和青年同志谈谈红专问题》，1965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1965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在讨论的基础上，1965年7月《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对“红专”关系讨论作了总结，论证了“红专”讨论容易反复的合理性：“只要社会上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还有各种差别的存在，总是会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反对又红又专，鼓吹只专不红。这样，红与专问题的讨论，就会反复地进行。”《又红又专是时代对青年的要求——红与专问题讨论的总结》，1965年7月24日《中国青年报》。在这一错误的理念引导下，到“文革”时期，对“红专”的认识更是走上了邪路，交白卷者成为“红色”英雄，知识分子变为“臭老九”。

　　四、对“红专”问题的再认识

　　追求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正确的。但“红专”问题的辩论没有使人们摆正“红”与“专”的关系，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究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认为只要“专”就有“白”的嫌疑，就会妨碍“红”的实现，生硬地把“红”与“专”对立起来。对此，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他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有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他还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4、262页。这一讲话，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摆正了“红”与“专”的关系，为新时期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红”的判断标准并不清楚。毛泽东一贯认为，红专的主次关系是“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这从原则上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时判断一个人是否“红”，关键不在于其政治方面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立场，做到实事求是，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服务；而在于是否拥护党的现行方针政策，是否能按党的意图去做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左”的情况下，这样评价“红”的标准只能引导人的思想和行动变得越来越“左”，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陷入“左”的泥潭。无论是在“大跃进”时期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与政治相联系的“红”也就成了“虚、空、假、大”的代名词。历史事实证明，当时被批判为“白专”、“只专不红”的人，绝大多数恰恰正是马列主义立场坚定、坚持实事求是、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人，绝大多数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人。鉴于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对于专家来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当前，我们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要求，为此仍需正确摆好“红”与“专”的关系，摒弃空头政治的所谓“红”，注意防止以“红”压“专”、以“专”轻“红”的两种不良倾向，把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要求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