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是国家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也是发展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和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国际惯例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官方、民间、双边、多边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已经形成，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在中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思想，全面开展对外科技活动”的方针与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新中国建立之初，科技基础薄弱，由于当时的特殊国际环境，只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提供援助。学习外国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是该阶段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向苏联学习”的政策主导方向是好的，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照搬苏联模式和排斥西方科学的倾向，比如照搬苏联科技体制和学术思想，引起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提高自主开发创新能力，表现出过度依赖苏联，以致苏联撤走在建项目的所有专家后，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基本限于停顿状态这个阶段有一个特殊现象，即中国与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科技合作与交流非但没有停滞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尤其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逐渐复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共中央为迅速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赶上世界科技发展水平而做出重大部署。197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18~31日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号召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他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也正是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了新中国第三个科技长远发展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交流，邀请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来华讲学，加强中国驻外机构的科技调研工作，积极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积极地、有计划地派遣科学技术人员等出国学习、进修、考察等。《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http://wwwmostgovcn/ztzl/gjzcqgy/zcqgylshg/t20050831_24438htm。纲要的实施对于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自此，中国国际科技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该阶段国际科技合作的具体方针，调整了对科技外事工作的归口管理，建立了引进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加强了驻外机构的科技调研。

　　首先，确定国际科技合作的方针。1978年8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科技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解放思想，全面开展对外科技活动”的科技合作方针。1981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修订了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方针，即：“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讲求实效，认真学习各国对我国适用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科技管理经验，积极、稳妥、深入、扎实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为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服务。”这一方针在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解放思想，开展活动的基础上向深入、扎实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其次，调整科技外事工作归口管理体制。“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工作秩序和业务被破坏和打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入中国科学院，有关与第三世界国家及苏联、东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工作归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归口管理，有关参加国际科技会议事项由外交部管理，有关与西方的民间科技交流由中国科学院管理。这种分散管理的局面既不利于国内的协调管理，也不利于统一对外，外交部率先将参加国际科技会议事项交回国家科委。1979年，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行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77年，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把归口管理的外事工作移交给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经过国务院的协调，1984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重新负责全国科技外事工作的计划协调、管理和统一对外，各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分别按专业和地区组织项目的管理。陈冰：《时代的需要不懈的追求·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1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4页。

　　第三，建立人才引进工作管理体制。1983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利用国外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为了加强人才引进工作，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88年，中央国家机关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撤销中央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国务院引进智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其工作任务除了为履行合同来华进行技术服务的外国经济技术专家和进行短期科技交流活动的专家服务之外，还负责全国聘请外国技术、管理、文教专家的计划以及工商企业与经济管理部门派遣出国实习、培训人员的计划的审批及组织实施。

　　第四，驻外科技机构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此期间，驻外科技干部的归口派遣业务也从中国科学院移交给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为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78年3月与中国科学院、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驻外科技干部派遣和管理由国家科委归口管理的通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经与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商量，决定在我国一些驻外使领馆设立科技处或科技组。第一批先在驻英、法、德、日四个使馆和驻美联络处设立科技处，在驻其他西方国家的使馆设立科技组。之后逐步扩大驻外网点，在中国驻苏、捷、波、民德、印度以及巴西使馆设立了科技处。

　　在中共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国际科技合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仅恢复了与苏联的科技合作关系，与东欧国家的科技合作从恢复开始走向稳定发展，与联合国系统机构等国际科技组织之间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也开始进行。

　　中国和法国政府于1978年1月21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意义重大。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的这一举动在国际上引起西方国家的连锁反应，西方国家纷纷效法，改变了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立场。1978年，法国又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成立了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从而使中法科技合作走上了友好、互利、平等的发展轨道。该协定的签署，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官方实质性科技合作的大门。同年，许多西方国家，如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瑞典等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立即跟进，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政府科技合作协定。

　　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访问联邦德国期间，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正式建立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该协定在双方换文后于1978年11月10日生效。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成立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指引下，中国科技领域实行了全方位、大跨度、多层次的对外开放。该时期，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最大突破与成就是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先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政府间双边科技合作协定，这标志着双方的科技合作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民间渠道而走上官民并举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共的国际科技合作政策更多地侧重于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虽然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由于没有把握提高提高本国自主开发能力的根本立足点，造成了长期依赖国外技术和大量进口配件的被动局面。但总体而言，该时期中共的国际科技合作政策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中国的科技事业和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纷纷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开始了新时期的新发展。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政策与新世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进入21世纪，科技问题越发复杂，很多都是全球性问题，其范围、规模、成本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一个国家的能力，开展国际合作成为研究开发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空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不仅已经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国度，而且也成了世界上科技创新关注的重点国家。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方针，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政策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2000年，中国制定了首个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对“十五”期间的国际科技合作做出了总体部署和安排，提出要提升合作层次，加快实现从一般合作与交流向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转变。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2005年4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指导意见》。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后，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与要求，科技部适时推出《“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提出建立国际科技合作研发中心及实施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更加有效地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转变和重点合作领域。战略转变包括：战略目标要从一般性国际科技合作转向以《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目标、以需求为导向的国际科技合作，合作方式要从注重项目合作转向整体推进“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合作内容要从注重技术引进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合作主体要从以政府和科研机构为主转向政府引导、多主体共同参与，任务确立要从“自下而上”的立项机制转向以《规划纲要》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立项机制。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重大疾病防治技术、中医药、生物医药开发技术等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领域；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空天技术、海洋技术、基础学科和科学前沿等领域。《“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http://2021231105/jrzg/2006-12/03/content_460262htm。2007年3月，中科院正式颁布了其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科技合作规划——《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发展规划（2006～2010）》，明确了中科院国际合作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他部门也围各自的中心工作，提出了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任务和优先领域，如卫生部确定的优先领域包括重大传染病防治技术、重大慢性病防治技术、公共卫生领域防控技术、诊断与检验关键技术等；环保局确定的优先领域包括区域性环境污染、跨界流域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管理等；各地方也按照《“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的指导原则和总体要求，围绕各地方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需求、热点和重点任务，研究部署各自在“十一五”期间的国际科技合作。如黑龙江提出到2010年要完成以对俄科技合作为重点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和基地建设等。《中国科技发展报告·2006》，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二，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费。2000年以前，中国没有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费。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费，以便更多地开展以我方为主的合作项目。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该计划是国家层面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旨在通过整合、统筹，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对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平台。为强化计划的管理，科学技术部起草了《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管理办法》，完善了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管理系统，实现了与科学技术部科技计划一站式服务系统的全面对接。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实施，中国在一些重大技术取得了突破，申请了一些专利，制定了一些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进入21世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更加重视国际科技合作，投入的经费也越来越多。自然科学基金委投入的国际科技合作经费由1987年的为300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3亿元，增长了100倍。孙兰英：《专家：吸纳利用海外资源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瞭望》2011年11月15日。

　　第三，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科学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基础作用，并且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外交实力密切相关，因此，各国都重视牵头组织或参加大科学计划。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强调要重视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大工程计划。《“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参与大科学和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继续提出：“要积极参与或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合理分享国际前沿科技成果。”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了一批前沿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如人类基因组计划、“伽利略”计划、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计划、人类蛋白质组计划（其中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由中国科学家首先提出并牵头组织）、人类脑计划、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等，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提升中国科技水平、在更深层次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加大中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中的主导地位，中国政府决定结合中国的优势领域启动一些重大的国际大科学计划。2006年7月，科学技术部会同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正式启动“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这是第一个由中国政府倡议制定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研究计划。2007年11月，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4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近50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各国代表共同发表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北京宣言》，就政府间推动更广泛的中医药国际合作达成共识，并组建成立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专家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

　　第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科技援助是科技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技援助开展国际外交，改善国际形象，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多方利益，是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中国把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作为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提出，要“积极开拓对外科技援助的渠道和形式，扩大技术输出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有重点有计划地组织科技援外项目和培训项目”。自2001年到2006年间，科学技术部共主办了176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影响一届比一届大，共有90多个国家的2947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领域涉及农业与农机、新能源、医药与医疗、汽车与化工机械、信息技术、环境资源等，获得了国际上的一致好评。同时，中国政府针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科技示范项目和科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2006年中国在津巴布韦实施了太阳能热利用示范项目，该项目为利用太阳能技术解决非洲的能源问题提供了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和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国际科技合作逐渐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目前，中美科技合作以其重要性和丰硕成果开启了中国国际科技合作中新的篇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创新首次成为重要议题。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已成为两国就事关双方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平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建立推动着双边科技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做共同创新的科技合作伙伴”已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中俄联合研制7000米载人潜水器，掌握了深海探测关键技术。中欧双方将加强科技合作作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科技实力增强，西方发达国家正逐渐视我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和参与者，大幅度增加与我开展科技合作的投入。欧盟国家在与中国科技合作上共投入资金折合人民币75亿元。目前，科技部已批准76家单位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国家外专局联合确定33家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初步完成了“从一般性的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向“项目—基地—人才”相结合的战略转变。科技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新特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从个位跃升到百位。1978年以前中国同3个国家签有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目前，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同其中9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3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78年，中国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仅7家。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00多家；在350个国际科技组织中，有206位中国科学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为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肯定外国科学家对中国科技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于1994年正式设立。截至2010年，中国政府共授予66位著名外籍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1-14/2789318shtml。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形式、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为自主创新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世纪中共的国际科技合作政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国际科技合作方针，紧密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要求，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外交工作两个大局，在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和提高合作成效三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促进了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