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红旗》杂志积极发挥党刊的引领作用，开始重新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在1961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调查研究年”的号召下对调查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宣传介绍，至1962年9月告一段落。三年间，《红旗》杂志共刊发了数十篇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文章，形成了建国后认识和宣传调查研究的一个高潮，为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研究、一定程度上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了重要的舆论引导，对党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1960年至1962年《红旗》杂志宣传调查研究的动因

　　（一）毛泽东：架起《红旗》杂志和调查研究的桥梁

　　如果说在《红旗》杂志和调查研究之间有一座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座桥便是毛泽东。《红旗》杂志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它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毛泽东的关怀；调查研究则是毛泽东认为了解实情并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在他的心目中调查研究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红旗》杂志创刊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指定了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组成常任编辑组和一个36人编委会。创办之初，毛泽东不仅亲笔题写刊名，亲自审定发刊词，而且身体力行为《红旗》推荐文章，有时还代为撰写编者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实践中找到的一大法宝。毛泽东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实践中毛泽东也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和《长冈乡调查》等就是其中优秀的成果。

　　面对“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中央无法了解地方实情的深刻教训，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重新找到了“调查研究”这一促使“情况明”的法宝，提出1961年要建设“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红旗》杂志则成为号召并教育、引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媒介。

　　（二）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再认识

　　由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困难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步清晰的过程，关于应对灾难的思考和对调查研究的再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摸索、提出并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形成调查研究共识三个阶段。

　　其一：逐步摸索阶段（1960年6月~1960年11月）

　　1960年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提出了实事求是和掌握主动权的问题，但也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表明了毛泽东对农村严重困难局面的关切。然而，毛泽东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以“夺回被篡夺的领导权”为目标的整风整社上，反映了他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偏差。

　　其二：提出并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阶段（1960年12月~1961年1月）

　　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设想。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调查研究，呼吁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会后即派出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率三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和浙江开展农村调查研究，以做表率。

　　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思考解决困难的方法经历了一个转折，即从强调开展农村的整风整社以纯洁组织队伍等问题转到对调查研究的宣传和实践上来，调查研究被正式推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前台。

　　其三：形成调查研究共识的阶段（1961年2月~1961年3月）

　　如果说前一阶段还只有毛泽东呼吁调查研究，而没有得到中央和全党重视的话，那么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统一了党内高层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会后，中央进一步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使“调查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全党的共识”罗平汉：《一九六一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二、1960年至1962年《红旗》杂志宣传调查研究的过程

　　通过对《红旗》杂志20世纪60年代初刊载文章篇目的梳理，可以发现《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主要集中在1960年7月至1962年9月这两年多的时间内。

　　《红旗》杂志1960~1962年宣传调查研究文章情况年份、期次提及调查研究的文章（单位：篇）调查研究被提及次数（单位：次）1960年（14期~24期）4281961年（1期~24期）411711962年（1期~19期）1335

　　根据1960~1962年《红旗》杂志在不同时段宣传调查研究的特点，并参考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再认识过程，笔者将这个两年多的宣传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步宣传介绍调查研究的阶段（1960年7月~1960年12月）

　　正如《十年总结》开启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思“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寻求解决国民经济困难方案的历程一样，以1960年第14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一文为标志，《红旗》杂志开始了探索转变宣传方向，寻求调查研究的征途。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问题的认识还不清晰，关于解决问题方法的思考也不成熟，因而《红旗》杂志在这一阶段宣传的目标不是特别明确，对调查研究宣传的力度也不大；而且这时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也没有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注意力从反“五风”的整风整社中转移过来。有限的宣传得不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积极推动，自然使得宣传的效果也不够明显，但《红旗》杂志确是迈开了宣传调查研究的第一步。

　　（二）集中和全面宣传调查研究的阶段（1961年1月~1961年12月）

　　1961年初经过毛泽东的极力推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全党共识。《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也从理论、具体方法和各项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全面展开。1961年，《红旗》杂志总计有41篇文章171次谈到调查研究问题。其中又以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会议为一段，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为另一段形成了这一时期宣传调查研究的两次小高潮。

　　（三）继续宣传调查研究的阶段（1962年1月~1962年9月）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成为大会的突出特点。同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张，1962年《红旗》杂志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国际问题，反帝反修逐步成为宣传热点，有时甚至一期中的绝大多数版面都用于刊载这类文章，以第5期、第8~9合期和第13期最为突出。

　　《红旗》杂志1962年部分宣传反帝反修篇目及所占版面情况1962年《红旗》期次反帝反修篇目/该期总篇目反帝反修版面/该期总版面第3~4合期5/822/65第5期4/533/37第8~9合期4/741/57第11期3/812/41第13期3/621/37第14期3/617/41

　　从总体上看，《红旗》杂志在1962年对调查研究的宣传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至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基本告一段落。1962年《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宣传的减弱也可以视为调查研究得到落实、党内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恢复的结果。因为1961年确实如毛泽东设想的那样成了一个“调查研究年”，全党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和实践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验推广中的因地制宜、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对客观条件的重视和农业生产中对不违农时的强调，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调查研究的实际应用。

　　三、1960年至1962年《红旗》杂志宣传调查研究的特点

　　（一）突出理论性，又与现实紧密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红旗》杂志一贯坚持的指导原则，也是它进行理论宣传的一个鲜明特点。1960~1962年《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即非常注重从理论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进行论述，如：1961年第3~4合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第9~10合期《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等文章在重视从理论上宣传调查研究的同时，又大都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坚持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事例，对现实中党的干部坚持调查研究的实践予以榜样上的引导。这种宣传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能够较好的为广大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所了解掌握，为推动调查研究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二）重点介绍方法，注重引导实践

　　在1960年至1962年宣传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红旗》杂志除花费大量篇幅对调查研究进行理论论证和思想引导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调查研究的具体方式、方法和原则等方面对调查研究进行了宣传和介绍，以加强对调查研究实践的指导。如：1961年第5期《调查研究的态度》和第23期《学习常谈》等文，都是专门就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宣传介绍。还有其他许多文章对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工作中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做了方法指导。如关注农业方面的文章有1960年第17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等；工业方面的文章有1961年第3~4合期《争取我国工业生产建设的新胜利》等；科研工作方面的文章有1961年第11期《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调查》等；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章有1962年第18期《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等。

　　重点介绍方法，注重引导实践使《红旗》杂志抓住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关键，其突出作用也通过党在国民经济各领域调整中所做的大量调查报告，以及依据这些调查报告所制定的各项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中体现出来。

　　（三）宣传调查研究与宣传党的其他优良作风、传统和工作方法相结合

　　在大力宣传调查研究的同时，《红旗》杂志又将其与党的其他优良作风、传统和工作方法的宣传相结合，则是其宣传调查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群众路线一直以来都是党非常重视的一种工作方法，被称为“三大作风”之一。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整顿党的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历史关头，对群众路线的宣传自然成为宣传调查研究的重要补充。从1960年第14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1961年第2期《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再到1962年第6期《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等众多文章都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强调。

　　除重视对群众路线的宣传以外，《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其他工作方法予以宣传介绍，如1960年第23期《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和1962年第2期《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等文章即对基层干部的相关工作予以方法上的指导。

　　党在作风建设和调查研究关系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证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往往是转变党风、端正思想路线的先导”卢洁：《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第57页。，也是其他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落到实处的前提和重要保障。调查研究与党的其他优良传统、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宣传相结合，为这一时期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将农村工作放在突出地位

　　1960年至1962年间，《红旗》杂志非常重视在农村工作中坚持调查研究的宣传，把农村工作和解决农村问题摆在突出的地位。《红旗》杂志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工作的文章，1960年首先强调的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第14期）；1961年发表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按劳分配问题》等文章；1962年又针对农村工作指出《论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第14期）等一系列问题。

　　《红旗》杂志将农村工作放在调查研究宣传中的突出地位，直接受到此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影响。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不仅是出于他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这一思想特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遭受困难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农村。

　　《红旗》杂志在调查研究中对农村工作的重视，抓住了20世纪60年代初党对调查研究宣传中的主要矛盾，对于将全党的关注目光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工作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党在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树起了“红旗”，指明了方向。

　　（五）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自创刊以来，《红旗》杂志在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就将它的宣传工作看作是一种方向上的指导。因此，《红旗》杂志比较重视宣传形式的多样性，以求通过生动活泼的宣传方便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理解和把握，达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的目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初《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中，这一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特点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1961年第1期第28页的《下乡》和第3~4合期第37页《同商量》两幅套色木刻作品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党的基层干部做好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61年第21~22合期的《葛梅》和第24期的《在一个星期天里》两篇小说，分别刻画了葛梅（公社中心商店采购员）和杜清泉（大桥公社党委书记）两个基层干部坚持调查研究，服务农业生产的光辉形象。

　　四、1960年至1962年《红旗》杂志宣传调查研究的作用和启示

　　（一）作用

　　1960年至1962年间，《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和全国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于揭开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并进而开创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一：全面宣传介绍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和全国的展开

　　《红旗》杂志从调查研究的意义、调查研究需要注意的态度、调查研究的具体指导原则和一系列具体工作中调查研究的方法等方面对调查研究做了全方位的阐述，同时还向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要经常和深入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要求，把调查研究制度化、常态化。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再号召、《红旗》杂志的大力宣传推动下，全党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形成了调查研究的共识，随后这种共识转化为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体下乡调查的运动。“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体下乡调查的运动”是指：除1961年初毛泽东亲自率领的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三个调查小组外，广州会议后，党的主要领导纷纷下乡做调查研究的事情。包括：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赴湖南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和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行了长达44天的实地调查；4月底至5月初，周恩来选择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展开调查研究；4月和5月上旬，邓小平和彭真领导调查小组到北京顺义和怀柔县进行调查研究；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选择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调研；朱德也到四川、陕西和河南等地走访了一些人民公社，取得了一系列珍贵的调查成果，加深了对农村问题的认识。

　　在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的带头示范下，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行动起来，全党和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调查研究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在具体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红旗》杂志的宣传对这一时期调查研究的兴起和落实功不可没。

　　其二：调查研究的广泛宣传使“左”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遏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调查研究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并实践的一种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它是党得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保证。

　　“大跃进”时期，由于中央对形势判断等问题上的失误，造成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在全党和全国蔓延，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生偏离，并对国民经济和党自身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痛定思痛，1960年至1962年间，中共中央和《红旗》杂志要求全国县以上的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随后，各级领导亲自下基层做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其三：调查研究的宣传有力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调整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通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各级党报党刊的宣传推动，调查研究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高潮。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和科技文艺等工作的一系列调整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手工业三十五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商业四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高教六十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科学十四条”）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文艺八条”）等。，指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展开。尽管由于历史局限，这些工作条例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完善，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它们对于纠正各方面工作中“左”的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起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人心和逐步实践，“左”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尽管没有被根除，但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思想路线比较端正的一个时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国民经济的调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二）启示

　　1960年至1962年《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以及调查研究在全党全国的实践对党的建设、国民经济的调整带来的良好效果，对今天党刊的编辑工作也有重要启示：

　　其一：要重视并加强党的理论刊物的建设

　　党刊是一个政党宣传其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对于扩大党的影响、促进党的发展壮大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执政党的党刊更是反映一个党和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而，重视党刊的建设是每个政党发展进步的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近代以来指导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党，自其成立以来便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刊物的建设。1921年，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将《新青年》设立为党的机关刊物，作为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在接下来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中央又先后主办了包括《向导》、《红旗》杂志和《求是》等在内的十八种中央机关刊物，它们见证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

　　如上文所述，1960年至1962年间，《红旗》杂志在宣传调查研究时充分发挥党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优势，从理论宣传和实践引导上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党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党刊的建设。

　　其二：党刊既要注意发表文章的理论深度，又要注意形式的多样性

　　宣传理论是党刊创办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党刊存在发展的重要职责。正如列宁所一贯强调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性认识，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反过来又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刊是一个政党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加强全体党员理论修养的重要渠道，这就要求党刊所发表的文章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以不断推进党内的理论探讨，使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党。

　　既然党刊是为了提升全党的理论水平，考虑到党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党的基层干部和广大普通党员群众，而他们中有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理论素养比较欠缺，直接面对有较强理论性的文章，很难比较好地理解和把握。这就要求党刊在注意发表文章的理论深度的同时，又要注意形式的多样性，以方便党的基层干部和广大普通党员群众的学习和理解。

　　通过上文《红旗》杂志1960年至1962年宣传调查研究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红旗》杂志在宣传调查研究时，大量采用木刻、漫画和小说等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调查研究的宣传，使刊物在促进党内理论探讨和方便人们理解把握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调查研究在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兴起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