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文化对外交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加强与各国人民及文化工作者间的了解，同时向我国人民介绍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提供借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重视对外文化工作，认识到对外文化交流的意义。毛泽东在1945年就曾经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毛泽东还多次阐述了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加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帮助。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文化工作成为对外交往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环节，得到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即以文化为纽带，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巩固和发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往来，摸索和建立与未建交国家及地区的文化联系，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借鉴。对外文化交流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扩大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从解放区选派了一批青年艺术家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党中央向国外派遣的第一个大型综合艺术团——“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通过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时代风采，传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1951年，中国与波兰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标志着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拉开了帷幕。

　　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形象地将对外文化交流比喻为中国外交事业两翼中的一翼，他说：“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初期，承认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疑虑、观望中，有些国家甚至持敌视、抵制态度。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更需要广泛宣传、广泛交友，对外文化交流作为“外交的一翼”，起到了“先行官”“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1950年元旦，新中国第一本外文期刊《人民中国》问世。此后，《人民画报》、《中国文学》、《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相继创刊，对外文化宣传以出版发行外文书刊为主要形式，向世界敞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历史文化的窗户。

　　1955年，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杀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19日)》，《新华月报》1955年4月。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同亚非各国人民开展文化交流的真诚愿望。同时，开拓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尽管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封锁新中国，但是民间文化交流仍充满生机。1951年，中国青年文工团访问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后，中国的杂技、歌舞、戏剧等艺术团（组）的足迹遍布北欧、西欧，每到一处都引起轰动，广受欢迎。1954年，周总理以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外国记者，为使西方观众更易于理解，亲自将片名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裴默农：《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196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345页。的战略思想，并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应加强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525页。1964年1月中法建交，1965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了1965~1966年文化交流计划，这是我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文化交流计划。

　　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国引进了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等许多西方古典艺术门类，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丰富和繁荣了我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新型文艺院团，在全国各地建了影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基本改变了旧中国文化事业积贫积弱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文化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外国优秀文化的借鉴被全盘否定，与外国签订文化协定和年度的交流执行计划也全部中断，对外文化工作进入低潮。但与外界开展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作为外交的一部分，在国家的外交大局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随之开展文化交流。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在新中国对外交流史上记下了精彩一笔。1972年，中国沈阳杂技团访美，该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美艺术团，在美国演出四个星期受到热烈欢迎。《中国对外文化概览（1949~1991）》，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之后又受邀赴加拿大演出。同年，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接触日本朝野和各界、各阶层的友好人士，积极开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当时除了与一些友好国家继续进行艺术团互访外，还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赴西欧、美国、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墨西哥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向国外观众形象生动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皆受到高度赞许，在法、英、美等国的观展人次均达上万次，被誉为“文物外交”。

　　由政府主导，重点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构成了新中国前30年对外文化工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从新中国第一支艺术代表团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到20世纪60年代东方歌舞团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至70年代“乒乓外交”、“文物外交”，折射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外交战略思想的演进，凸显了文化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作用。面对西方世界的封锁和抵制，新中国文化外交在艰难中起航，营造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有利环境，扩大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到1965年，中国与外国共签订了35个文化合作协定，各类文化代表团互访频繁，年均文化交流项目达一二百件，四五百人次。子月儿：《路漫漫其修远——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座谈会侧记》，《中外文化交流》2010年第1期。在这30年里，对外文化工作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友谊，培养和锻炼了新中国文化事业和对外文化工作的干部队伍，催生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管理和对外文化工作体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对外文化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新时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外文化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机。

　　1978年9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由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件。1982年《宪法》把发展同各国文化交流的内容列入其中，从法律上为我国扩展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保障。

　　1983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在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和交流范围逐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从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发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分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年平均数的16倍和40多倍，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数量约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倍。蔡武主编：《改革发展繁荣——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7页。交流范围从传统友好国家扩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日趋多样。1996年，全国对外文化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新形势下对外文化工作的原则，即“把握方向，服从大局，以我为主，择精取优，扩大影响，促进友谊”《对外文化原则》，中国文化网，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law/2004-06/28/content_49700htm。。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对外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更高的新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的新理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文化与政治、经济成为中国整体外交工作的支柱。文化交流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在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已逐步形成了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贸易四大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交流格局。

　　在文化外交方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倡导并参与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外交活动。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外交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等一系列大型文化外交活动，得到了中外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项目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使中法十几个城市、上百万民众近距离了解了彼此的文化，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和连锁效应。2005年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英国等纷纷与我国合作举办“文化年”或“文化节”，掀起了中国文化热。

　　中国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先后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数千个外国文化组织、机构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蔡武主编：《改革发展繁荣——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中国民间文化交流、国际文化贸易从无到有，不断扩大。一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和展览活动走出国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施品牌战略，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活动影响力，“春节品牌”、“相约北京”、“亚洲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成为在世界上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开展对外文化援助项目，同时积极引进世界优秀文化。

　　面向主流，整合资源，实施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国的文化运作交流模式逐步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全面铺开向重点突出、点面结合转变，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全国力量，整合各方资源，举办“中国文化节”、“中华文化非洲行”、“中华文化北非行”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等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增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投入，提升了中国国家的新形象。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将一个和平、友善、开放、进步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泱泱大国的文化气象。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亲和力、感染力，被各国人民所接受，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面对世界，成为建设和谐世界的推动力量。

　　文化对外宣传的核心思路和理念日渐清晰。中共十六大以来，对外宣传工作逐步确立了面向主流、以人为本的方针，通过展示古老中国的辉煌、多彩中国的魅力和当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来介绍、宣传中国的工作思路。自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起，文化对外宣传紧紧围绕这一理念，以生动活泼的文化艺术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主张，宣传中国富邻、睦邻、与邻为善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平等互信、在经济上合作共赢、在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政策主张，树立和平、发展、合作的中国形象。通过开展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全球纪念活动等形式，使中国外交方针得到各国充分理解，使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形象得以展示。中国已在82个国家设有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积极推动“电影走出去”工程。近年来，每年在境外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国电影展（周）50多次，展映国产影片400多部次。每年选送200多部次国产影片参加近百个国际电影节，其中不少影片获得奖项。蔡武主编：《改革发展繁荣——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165页。

　　对外文化贸易成为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要一翼。中国的文化商业性演出交流始于1979年。根据形势需要，党提出要把支持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通过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来提高中华文化影响。为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文化部印发了《文化部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国家商业演出展览产品出国指导目录》。以往中国在海外推出的艺术品种以杂技为主，近年来几乎涵盖所有的艺术门类，交流的领域和渠道也广为扩展。中国打造了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推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积累了经验。《大红灯笼高高挂》、《野斑马》、《霸王别姬》、《少林雄风》、《云南映象》等中华文化精品成为国际演艺市场的新宠。创新剧目杂技芭蕾《天鹅湖》在国外演出场次达189场，超过国内44场的数量，演出总收入达4300万元。蔡武主编：《改革发展繁荣——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同时，为鼓励国产音像产品和企业走出去，2004年文化部同商务部、海关总署和财政部，建立了鼓励国产影像制品走出去的快车道，设立了《国产音像制品走出去工程专项资金》，文化部还启动了文化经济贸易人才培训计划，同时加快了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基地认定工作。此外，国家组织了文化产业贸易考察团出国考察，与欧盟和日韩举办了“文化产业论坛”，在深圳举办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音像制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年出口金额已达2亿人民币，并涌现了一批出口额超过千万元的公司。中国音像产品在不满两年的时间里，仅对美国的出口就超过了1亿人民币。《对外文化贸易》，中国文化网，http://wwwchinacultureorg/focus/2009-09/02/content_345871htm。

　　（二）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祖国统一

　　港澳回归后，港澳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文化合作更加紧密。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以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为纽带，积极开展内地与港澳的文化交流及合作，增进了港澳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国家民族认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2005年11月文化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2006年2月文化部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特区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书》、《内地与澳门特区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书》。这是内地与港澳特区在文化领域分别签署的第一个正式合作文件。协议以“互惠双赢、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为原则，规划了内地与港澳在文化方面加强合作的领域和渠道，从机制上保证了与港澳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工作交相辉映，共同彰显中华文化的繁荣景象。加强了内地与港澳文化界人士的交流，促进了三地在文艺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浓郁鲜活的民俗风情、特色节庆的多样式展演在港澳引起轰动，促进了内地与港澳的文化交流。利用内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强与港澳青少年的交流，使港澳青年学生感受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确保中华文化在港澳薪火相传。鼓励港澳文化机构参与内地举办的全国性、区域性及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为港澳文艺团体展示特区文化建设成就提供了平台，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意义深远。

　　三

　　回顾党领导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程，可得出如下基本经验和启示：

　　首先，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对外交流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翼，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在1949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会见即将起程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文工团成员，并作出重要指示。毛泽东向出访艺术团提出“宣传、友谊、学习”三大任务；周恩来也提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方针。周恩来亲自把关重要的涉外演出，亲自审批文化艺术团出国访问相关等事项。如访问伊斯兰国家不能有《打猪草》之类的节目，访问西方国家要减掉《翻身道情》、《月牙儿五更》等旧社会苦情节目。《老文化外交官对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工作的记忆》，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3-01/2876504shtml。1982年宪法将对外文化交流列入国家大法，使对外文化交流有了法律支持和政策依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将对外文化交流作为外交的一部分，第一次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之中，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又肯定对外文化交流在外交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新一代领导集体特别关注对外文化交流。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首次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理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成文中华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2010年10月6日，温家宝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致辞：“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温家宝：《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致辞》，2010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其次，在不同时期对外文化交流对中国外交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政策和人物具有差别，对外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对外文化交流几乎是唯一可选的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的方式。这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由政府主导、配合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重点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构成了建国后30年的对外文化工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这时期的演出、展览、电影周、文化名人纪念活动、国家艺术节、文化代表团互访等活动，增进了所访国家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冲破了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外文化交流加深了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增强了香港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开启了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篇章。随着中日建交，推动了中国与法国等发达国家关系的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在“文化大革命”中虽受到“左”的错误干扰，但总体来说这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作用，为70年代中国开辟外交新局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树立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增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不同时期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增强了和谐世界价值观的吸引力，在营建、维护、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三，总结新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经验，提高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必须坚持以党和国家的外交和文化事业方针、政策为指南，围绕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国家利益；明确通过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是对外文化工作的总目标；坚持在比较中鉴别，在交流中借鉴，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倡不同文化平等对话，坚持文化自主性与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相结合，促进文化共同繁荣与世界和谐；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方式相结合，促进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交流格局；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交流形式和内容，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当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注意研究和把握外国受众的特点，遵循跨文化交流的规律，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发挥市场机制，借鉴和利用国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提升文化竞争力；坚决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注重依法管理，加强科学有效监管，抵御有害文化入侵；注重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加快培养一支有较高素质、精通业务、高效精干、结构合理的对外文化工作队伍，大力建设多种形式的海外文化传播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