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50年至1951年中国国内财政经济的发展与抗美援朝战争走向停战谈判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走向停战谈判背景因素的考察，主要是从军事较量的角度进行的。战争的进程是双方军事机器直接较量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叙述中国选择停战谈判，其解释力度不言而喻。

　　不过，如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一国的对外政策，显然有其更深刻的合理性。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国际环境与国家决策、外交与内政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对外政策的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逐步从探讨中国领导人决策的内容、执行过程等表层的东西，推进至探讨决策的深层次问题，其中必然要深入研究国际战略、对外政策与内政的关系。从总体上看，目前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仍然薄弱，特别是缺乏专题性、实证性的研究。本文从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层次，研究抗美援朝和谈决策与中国国内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案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推进以上学术问题的探讨将有所益处。

　　一、中国出兵朝鲜的基本方针是实现战争局部化，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筹划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任务也提到中共决策的日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肃清了三座大山的统治，“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至195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基本解放。6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主题是经济问题，这标志着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提出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决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会议认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这需要三年或者更多时间，“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正当中国人民为恢复经济、准备建设而努力的时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大规模干涉朝鲜战争，并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外来的威胁严重地干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中国被迫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间，中国领导人作出了稳妥的决策，既全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保证，又不中断国内恢复经济、准备经济建设的工作。

　　中国出兵朝鲜，是在国家工作重心准备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大背景下进行。由于这一战争的严重性，它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内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基础很薄弱，战争对国内经济恢复和未来建设的压力将是空前严峻的。因此，必须把这种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正确估计对手的力量和战略企图，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地设定自己的作战目标和采取适当的执行方式。抗美援朝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制定的。中国是在和平建设不能正常进行下被迫出兵的；出兵的目的，也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中国的基本方针就是争取战争局部化，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0月21日，彭德怀在会见金日成时设想了中国参战后的三种可能：站住了脚，歼灭敌人，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站住了脚，但双方僵持不下；站不住脚被打了回去，“我们要争取第一种可能。”《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届政协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他还说，如果美国要扩大战争，“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4页。彭、周的观点，是对中国出兵决策的总结。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11月13、25日，周恩来又重申了中方的上述立场。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现代战争对国民经济的依赖不断加深，需要依靠国民经济的整体力量才能保障战争的需要。经济动员的时机、规模、速度直接影响军事战略的实现，影响战争的进程。新中国制定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国家进行了经济动员，保障抗美援朝战争之所需。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1951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规定：总支出为695万亿元，其中国防费为334万亿元，占4805%；经济建设费为118万亿元，占169%；社会文教费5万亿元，行政管理费112万亿元。《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在支出方面，国防经费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大大超过我们预计，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行政业务，一方面需要继续供给制和低薪制，另一方面要求尽可能不扩大非十分急要的业务。”1951年概算的总方针是“既要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如此，方能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

　　二、在朝鲜战局获得重大改观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发展新思想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战役，收复了北朝鲜，改变了战争的形势。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又进行了第三次战役，解放了汉城并进至三七线。几个月来的形势发展也表明，这场战争是局部性的。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一份电报稿上明确指出：“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4月，妄图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被解职，这一事件证明了“把战争限制在朝鲜是可能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页。中国坚定了朝鲜战争可以实现地方化的目标，从而排除了和美国发生全面战争的顾虑。

　　国家安全、国防实力必须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相对美国来说，中国经济对战争的支撑力度较小。因此，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大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是中国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关键所在。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应当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不仅是国防建设本身的需要，而且是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需要。

　　也在这时，一个新的思想提出来了。2月14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会议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会议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中财委计划局负责。

　　“经济战略不仅要与国家的资源状况和政治目标一致，还必须与实施预定战略的时间要求相协调。”哈诺德·J克莱姆著，库桂生、张炳顺译：《经济动员准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在对待战争和建设关系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经济“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此后的一年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以这样的表述来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计划。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应对战争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会不会拖累国内经济？这是人们所担心的。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在成功地应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仍然可以放手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原来设想国内经济恢复需要三年五年；现在明确提出三年恢复，说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把握了。不仅如此，政治局决议把何时开始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任务明确地提出来了，一切工作都是为这一任务做准备。这是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共关于工作重心要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思想的又一个重大决策。5月7日，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阐发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84页。。

　　5月，中财委编制出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年度经济计划。计划确定了本年度经济建设的方针：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前提下，进行恢复与调整及必要的重点新建。而恢复、调整、新建的重点应当是铁道、水利与重工业；提高工业设备的利用率，增加工业生产，并注意调整公私比重；提高农业生产；大力组织城乡交流与内外交流；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必要准备工作。计划规定了主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指标，决定了本年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其中重工业占175%，水利占165%，铁道占25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也是5、6月间，在李富春具体组织下，有关部门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一次粗线条的试编工作《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368页。。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开始绘制了。

　　总之，中国领导人以积极的态度来从事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6月初，毛泽东在接见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指挥员时说：你们把朝鲜战场稳定下来，这给国内经济建设的促进很大。我们先全力以赴把朝鲜战场稳定下来，以便在全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搞个五年经济建设的规划。现在少奇、总理、朱老总、陈云等同志，正在组织班子搞规划。我还是管朝鲜战场吴瑞林：《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金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三、中国统筹考虑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财政经济的关系，适时确定了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方针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要求国家进一步挖掘国民经济动员潜力，保障战争的需要。同时，经济建设准备工作展开，由此国内财政开支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大。1950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1951年度财政收支概算是，总收入为583444亿元，总支出为695011亿元，赤字为111567亿元。1951年2月10日，周恩来和中财委核定调整收支概算，支出中增加国防费15600亿元，经济建设投资5497亿元。2月召开的财政会议上，中央指示追加国防费61579亿元；财政部与大各区磋商，经中财委批准，增加经济建设投资轻工业、农业、水利、贸易、烟酒专卖及市政仓库建设等费共计25646亿元，以及其他增加经费。经调整后，总收入为688234亿元，总支出为825021亿元（内国防费411121亿元，经济建设投资及事业费149168亿元），收支相抵后，赤字为136787亿元。除苏联贷款可抵补18600亿元外，银行发行需118000余亿元。加上其他方面的收支问题，财政部认为货币赤字将会达到15万到18万亿元。而开支中“约百分之九十用货币，百分之十用粮，但收入约百分之二十六以上是粮，百分之七十四是货币，粮食变货币须经过一定时间，这就给财政周转调度以很大困难。三月份财政上的货币支拨，已极感棘手，如何争取财政收支的接近平衡，保持三个巩固的不被突破，是需要很大努力的。”《199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789页。

　　6月，全国财政会议再次召开，对收支概算又作出调整。支出中，国防支出，因增加国防建设、作战费、军事订货、去年军事建设未完工程用款、铁道兵团经费和部队经常费中的物价差额补贴，共追加预算95733亿元（增加2329%）。经济建设支出，因增加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资金、黄河防洪等工程用款及贸易、粮食仓库建设费等，共追加1519063亿元（增加1018%）。调整后的总收入为862148亿元，总支出为964067亿元。收支相抵，赤字101919亿元。中央地方预算收支相抵后，尚有赤字173968亿余元，上半年已发行104000亿元，下半年还须发行69968亿元。现在市场上的货币容纳量已达饱和程度，如再增加发行，可能引起物价波动。《199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804页。实际上，随着战争的继续和规模的扩大，军费开支对国家财政和国内市场稳定的压力也剧增，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粮棉市场供求出现了波动。

　　国防费的投入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合理的数量区间。如果国防投入过多，其资源占有量会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可能超出国民经济的承受限度。5月7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不解决朝鲜战争，就不好建设，钱都拿去打仗了，没有钱就没有法子建设。最近，陈云同志有些着急，恐怕预算突破，物价高涨，他天天在那里搞，看收税足额不足额，不足额就睡不着觉，足额就睡得很好，可见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朝鲜战争就不能很好地建设，所以要解决朝鲜问题。”《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而1至6月，志愿军又进行了第四、五次战役。最后，双方的战线大致沿三八线稳定下来。

　　战争在服务于军事战略的同时，还要兼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二者统一于国家总体战略。对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战争是在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进行的，中国的战略方针就是出兵打败美国的进攻，使战争局部化，然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经过五次战役，美国也知道无法实现占领全朝鲜的目的了，首先开始试探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因此，中国开始与对方进行和谈的时机已成熟。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页。。

　　四、中国关于边打边谈、通过和谈实现朝鲜停战的方针，是处理战争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的正确方针中国即开始与盟国协调进行停战谈判的决策。在二十兵团于6月4日开始从天津出征前，毛泽东在接见兵团指挥员时说：战争双方已转入了战略对峙阶段。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了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想派高岗去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金日成愿意同行《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中、朝、苏三方通过协商，就开始和谈并寻求停战达成了一致意见。

　　此时，平衡财政、准备经济建设已经是影响中方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内进行了关于停战谈判的宣传与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形势。7月5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做的报告中，阐述了打仗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关系。他说：我们力争三年之内完成准备工作，再进行十年建设。这要争取，不争取做不到。最好是能建设十年。要建设十年就要世界和平，不然就没有可能进行建设。世界和平与我们的关系很大，有十年和平对我们是重要的，这是决定关键，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破坏我们的建设。朝鲜问题为什么谈和？如不和明年预算不好作。陈云同志、薄一波同志问毛主席明年的财政如何办？拿多少钱打仗，拿多少钱建设？所以现在就要讲和，不然作明年计划就来不及了。现在谈，秋季大体上可以有结果，谈得成建设，谈不成打仗。抗美援朝要解决，不然不能建设。他还指出：在建设时期，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必要的国防建设外，其他各项都要配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也是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205页。。

　　“在战争中不单是要争取军事上的，也要争取经济上的主动。”董问樵：《国防经济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抗美援朝战争适时地转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是中国由全力应对战争到1953年启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表明，中国在对战争进程的决策上，是清醒地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的。它有利于朝鲜战局的稳定，有利于争取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国的支持，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准备建设的各项工作的展开。人民群众欢迎和谈的到来。1951年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回应美方关于举行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金、彭声明发表后，在北京，人们表现普遍希望和平，有些学生、职员、市民听到广播后鼓掌欢呼。工商界特别高兴，启新股票从73万突涨到85万。希望和平的人们认为“文化经济建设高潮就要到来了”《北京市各阶层人民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反应》（1951年7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号：1—5—45。。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

　　抗美援朝战争各阶段的行动部署，都是围绕着是否有利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周恩来对去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李克农、乔冠华做指示时引用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古语，“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夏衍：《永远难忘的教诲》，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可以说，新中国制定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策略方针，是正确处理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实事求是的稳妥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