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各民族、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和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都积极地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原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也通过起义等方式转入革命营垒，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空间空前强大。自1949年底开始，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一起负责领导西南建设。为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法理依据，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迅速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包含社会各阶层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摆在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领导面前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领导同志举重若轻，开物成务，高度重视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问题，坚持贯彻执行党的领导和加强统战工作相统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解放初西南地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形成。

　　一、集思广益，调动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奠定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中开展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在筹建西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切实加强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与政治协商工作，在筹备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之前，专门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就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法和施政方针问题等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1950年5月1日，邓小平、刘伯承召集主要党员干部和西南各界名流召开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的第一次座谈会，到会代表32人。刘伯承在会上首先开诚布公地告知与会代表都拟参加即将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如何在西南地区具体实行《共同纲领》及中央的指示，即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法及施政方针等问题需要和大家商谈。邓小平随即向与会者通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问题的有关情况。他鼓励大家要更多地交换意见。他指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施政纲领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等各方面，只有经过更多地交换意见，事情才会办得更周到一些。邓小平还强调指出:“虽说中央已有《共同纲领》及组织法，但在西南地区如何具体执行是个重大问题。如果只要共产党一党来作一定作不好，征求各党各派的意见，就会更加完善些”。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第一次座谈会记录（1950年5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大1—1，第2页。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做法，大大激发了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座谈会上，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议参考一下华东、中南各地区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法及施政方针，先来拟定一个西南地区的组织法及施政方针草案，发给大家阅读，然后再交换意见为好。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胡子昂和民建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崇林就财经、工商业政策等问题作了提议，民革中央委员、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何鲁与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南区盟务特派员楚图南就西南文化教育、交通建设等问题提出他们的建议。对党外民主人士提出的这些问题，刘伯承明确表态说，“这些问题提得很好。有些现在就可去作，有些要待将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第一次座谈会记录（1950年5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大1—1，第6页。1950年5月27日，邓小平、刘伯承又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与会党外民主人士纷纷就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工作目标与任务发表看法，有的代表还郑重其事地提交了书面意见。如民革中央委员、工业界人士夏仲实就主张单设一部或一委负责专司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并对如何完成西南的工作任务，也提出详尽的建议。邓小平与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十分重视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对有关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设置和施政方针的合理建议都加以采纳，党外民主人士根据西南实际情况所提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项办法也次第实施。

　　邓小平、刘伯承等虚怀若谷的胸怀和从善如流的实际行动大大鼓舞了党外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参政议政的信心和积极性，为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广纳贤才，扩大人民民主政权的代表性，培育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稳定的组织基础在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积极性的同时，邓小平和西南局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区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实行广纳社会贤才，囊括党内党外精英，兼顾本地外地干部的干部政策，以扩大人民民主政权的代表性。

　　首先是广泛吸收和任用党外民主人士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西南军政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就有熊克武、龙云和刘文辉3名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也都是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长期做斗争并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做过重要贡献的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除这些起义将领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外，跟随他们起义的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工作、职务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此外，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囊括了西南各省文教卫生、工商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在87名委员中党外民主人士就有40名，占到46%。在党外民主人士中，有卢汉、邓锡侯等国民党起义将领6人，有王家烈、丁兆冠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8人，有但懋辛、周素园等老同盟会员4人，有何鲁、夏仲实两位民革中央委员，有胡子昂、徐崇林两位民建中央委员，有梁聚五、楚图南、鲜英三名民盟中央委员，有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罗任一，还有无党派各界代表人士丁道衡、李根源、邦达多吉、夏克刀登等14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党派关系具体情况见下表。与此同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内部组织机构中，也注意安排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工作。在各部门正副部长级的职位中，党外民主人士占三分之一，其中司法、监察、农林、水利、文教等部门的正职，均由党外民主人士担任。

　　其次是不搞山头主义，兼顾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中，除国民党起义将领裴昌会是山东人外，其他4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是西南各省籍人士。而51名中共党员中，则大部分是非西南省籍人士，有的是解放前曾在西南领导过地下党工作的，如于江震、程子健、廖志高，有领导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朱家壁、庄田，以及在藏区开展革命活动，组织东藏自治同盟的闵志成。还有不少是从二野、一野或从其他解放区抽调到西南来工作的。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内部组织机构的人事安排上，邓小平坚持兼顾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这一原则，做到老干部、新干部和留用人员搭配使用，尤其是在贸易、交通和财政部门录用了大批出生于西南、熟悉本地情况、有一技之长或管理工作经验的留用人员。

　　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其内部组织机构的这种干部成分，保证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

　　除西南军政委员会外，邓小平还多次指示西南各省、市、区及各专区、各县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也要坚持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督促和带头作用下，西南各省、市、区党委在组织人民政府时，都很注意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胆任用非党干部，安排他们到政府机关参加领导工作。如中共贵州省委吸纳了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贵州地方势力代表王家烈、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国民党元老李侠公等参加省政府工作。中共重庆市委根据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对非党干部尤其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建设与人事安排中做到了“封神安位，各得其所”。川北区行署29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占了15人，超过了一半，主要厅局都有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除安排政府工作外，各级党委还对民主人士进行政治上的帮助、教育与保护，以及在生活上加以关怀和照顾，团结他们一起工作。

　　西南局领导这种不分山头，广纳贤才的做法，将各党各派各类精英人才全部囊括于西南各级政权机关之中，使新生西南各级人民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为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培育了稳定的组织基础。

　　三、结合整风，反对关门主义，加强党内统战工作思想教育，夯实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解放初期，西南党内有一部分同志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对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分歧。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对于非党干部还存在诸如请客思想、利用思想和看不惯、不服气的思想，怕党外人士当了官有了权，怕在会议上有理说不过，怕人家“捣乱”等。因此在配备政府干部时，不够注意充分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总是认为多配些党员干部好开展工作。同时，由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区的干部来自各个方面，经历迥异，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和意见上难免存在着差异，自然而然需要统一思想，融洽关系，加强团结。

　　针对这种不重视统战工作，认为统一战线仅仅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甚至散布统战工作“无用”论等关门主义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力排谬误，明确地提出了“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的重要思想，并且在1951年发表了《全党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文，对统战工作的战略地位和极端重要作用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论阐述。他首先阐明了统战工作的长期性与必要性。统战工作之所以有必要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多元化所造成的各不同阶级与阶层的长期存在。只要有各个阶级和阶层存在，共产党执政就必须要坚持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坚持与非党人士及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团结合作。然后，他强调了统战工作的全局性。邓小平明确提出，加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也应该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每个党员干部和各级各个党政部门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邓小平还重申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他坚持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是“法宝”的重要思想观点，继续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明确指出：“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186页。

　　为了切实解决西南区部分干部尤其是老党员、老干部中出现的严重影响团结关门主义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问题，邓小平与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决定结合中央整顿党的作风的指示，从党内整风入手，开展全面的整风学习运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加强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教育。

　　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结合布置即将开始的党内整风，邓小平分析批判了西南党内的种种不良倾向。针对机关内部干部之间不和谐的表现，邓小平首先严厉批评了老干部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最主要表现是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会上，邓小平言简意赅地阐述了统一战线的意义以及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实现党的领导等问题。邓小平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必要的。他就共产党员如何在坚持统战工作的同时坚持党的领导提出三条具体意见。邓小平要求在处理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关系时，党员干部要加强同非党干部在思想上的交流沟通，并使他们有职有权，这样才能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工作效率与水平。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等针对西南党内出现的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思想和工作方法，反复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并严厉督促党内干部贯彻执行，统一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及时遏制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团结的危险倾向，为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夯实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四、召开西南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国初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召开各级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既是建国初地方人民民主政权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加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途径。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由于西南解放较迟，还不具备普选的条件，在西南普选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遂为顺理成章之事。邓小平也因此提出，面对大西南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政治经济局面，“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按照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及西南局的指示，西南各地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均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解放初期西南建政工作的头等大事。

　　重庆市在1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为便于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搞接管，规定在接管期间，一切权力归军管会。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奉中央人民政府电令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张霖之任副市长。为了加强与各界人民的联系，使各界人民代表参与政务，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政权的人民性，贯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及各项具体政策，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讲话，强调“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做好，关键之一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

　　1950年2月23日，西南局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各省、区、地、县迅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3月5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发出的《关于川北遂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存在关门主义问题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强调：“必须广泛地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绅士，甚至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参加。只有具备了这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会议，才能称之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03页。3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时，再次强调了关于及时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问题。

　　按照邓小平和西南局的指示，各省、区（市）党委、人民政府也相继发出指示，要求所辖各专区（市）、县，按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迅速、认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刚开始，各专区（市）、县还抱着完成上级党委、政府下达的任务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但是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过程中，各地党委、人民政府逐步认识到这是宣传政策、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民和完成工作任务的很好的工作方法，于是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这项工作也逐步得到了重视。1950年2月底，川北区南充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行署主任胡耀邦到会作题为《团结起来，建设新川北》的报告，号召全市、全区人民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川北、新南充。1950年6月23日至7月1日，川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南充市隆重召开，会议实到代表405人，收到各界代表提案740件。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选举产生了川北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47人。会后，川北区党委和行署要求各县人民政府务须按照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认真、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下半年，南充市及川北各县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迅速传达、宣传、贯彻川北首届各代会精神，宣传《川北当前施政方针》，各级各界人民代表带头参加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斗争，大力协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禁绝烟毒、赌博、嫖娼等社会改造工作，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大大推动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工商业经营的进程。

　　西南其他地区，也和重庆市、川北区的情况大体相似。至1951年10月，云南、贵州、西康、川东、川南、川西以及成都、贵阳、昆明、万县、自贡、内江等大中城市，都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西南区384个县和17个相当于县的设治局中，共有308个县和13个设治局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西南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南地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也使西南区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迅速、全面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于1950年12月21日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应该好好贯彻。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

　　综上所述，建国初邓小平和其他西南局领导一起，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武器，高度重视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与政治协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信任和重用非党干部，促进了西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建国初大西南地区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