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战略机遇”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战略机遇期”以来，有关概念和观察问题的视角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笔者认为，“战略机遇”这个概念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同样可以应用到国史研究中来，特别是涉及国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像核武器研制这样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应用“战略机遇”的概念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可以对其过程、意义、作用分析得更为清楚和深刻。
一、战略机遇的概念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战略机遇”，一般认为是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核心利益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往往是一般情况和正常情况所不可能产生的，同时也是极难复制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时机、机遇有非常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仅以成语为例，有关机遇的成语就有30多个，如机不可失、当机立断、相机而动，等等。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也有不少实例说明了时机、机遇的重要性。如著名的“狼孩”，就是因为失去了小时候的人类社会环境，导致她后来即使经过7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只学会说几句话，死时估计已有16岁左右，但其智力只相当3~4岁的孩子。
因此，不能将机遇看作一种虚幻的、不可靠的东西。从哲学角度看，虽然机遇同一般条件和内部条件相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偶然性、或然性和外部条件，但其无疑是确定地、真实地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决定事物的最后结局。在“战略机遇”概念中，“机遇”指的是，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战略机遇”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同以往相比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其交往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强国的核心利益的改变，涉及的也仅仅是周边的几个国家，强国完全可以仅仅通过改变自己国家的内部条件，比如说武装力量的增强，就能达到改变地区周边力量格局从而达到实现自己国家核心利益的改变（如增加领土、增加朝贡国家、获得自己不生产或极难生产的战略物资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家“战略机遇”的获得往往是内生的。
近现代以来，由于交往工具的革命性变化，各国间的交往或者互相牵制明显增强，特别是“二战”以来，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核心利益的改变，往往要涉及其他大国的核心利益，因此，这样一种改变是极其困难的，不但需要本国条件的巨大准备和改变，还需要国际格局的巨大改变为这种核心利益的取得创造特殊的条件。这个时候，国家“战略机遇”的获得不仅仅是内生的，而且还往往是外生的。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其关于领土的部分这样规定：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二、形成五六十年代战略机遇的国际条件
(一)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核武器的态度尚处于矛盾阶段，特别是法国的核研制，客观上拓宽了、改善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国际环境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由于其巨大的毁灭性，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注意。从初期看，对研制原子弹明确提出反对和抗议声音的主要是非政府组织以及和平人士，但各国政府的态度则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并没有形成禁止核试验的共识，而且正像法国总统戴高乐所说的那样：只有掌握了核武器，“我们的国防和政治才能获得独立”。
1963年8月5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但这只是苏美英三国政府行为，并不具备国际法效力，而且该条约只是严禁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仍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这使该条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很大质疑，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公开声明：“这个条约只是要使‘有’核国与‘无’核国之间的不同情况长期化和固定化。”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如果要使这个条约完全有效，就必须把现有的和潜在的所有核国家都包括进来……无论北京或巴黎，都不同意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的看法，把这个条约的签订看成是一种代表人类利益的高尚的无私行为……在毛泽东和戴高乐看来，这个条约更像是核垄断者搞的一套伪善的阴谋，以便永远保持他们的核优势，不让新的国家进入核俱乐部和对他们操纵世界事务的地位提出挑战”。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53页。
由于美英的盟国法国研制成功了核武器，因此，在大体相同的时间段上进行核武器研制的中国就具有了相当有利的外部环境——美英必须首先阻止或销毁法国的核武器，然后才能在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上获得道义上的理由。因此，法国的核研制，客观上拓宽了、改善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国际环境。
（二）中国核研制抢在了中苏直接对抗的前面，客观上利用了冷战的环境，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不能采取直接军事打击手段
虽然早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中苏关系已经濒临破裂，但当时无论是中苏两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任何针对中国的攻击，都会被视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和各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强大压力下，苏联都不会坐视不管。虽然斗争不断，但中苏继续保持交往，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1961年6月维也纳美苏首脑峰会上，赫鲁晓夫没有接受中苏永久分裂的说法，而且还继续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当肯尼迪提出中国核问题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做出积极反应。这种认识，尤其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从1961年秋直到肯尼迪被暗杀，美国政府都在试图寻求与苏联一起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或得到苏联的默许，由美国单方面采用军事手段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1963年4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柯蒂斯·E李梅将军提交了一份针对中国核研制的报告，提出了阻挠中国核研制的多种建议，但美方认为，在每一个行动建议中，联合苏联共同行动要远比美国单方面的行动更有效，也比没有苏联参加的多边行动更有效。General Curtis ELeMay，to Secretary of Defense，Study of Chinese Communist Vulnerability，29 April 1963，RG59，Files Relat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1954-65，box 4，1963
在美国最终没有使用军事方式阻挠中国核研制问题上，虽然诸多因素都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因素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注意到，在10年间，世界格局和中苏关系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69年的中苏对峙中，苏联以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使用核武器，达到所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目的。刘志青：《宝岛背后，一场被化解的“中苏大战”》，《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抢在中苏关系破裂前拥有核武器，从而成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中的一极，苏美会对中国核研制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也许，今日的伊朗和朝鲜就是一个例子吧。
（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核研制抱有理解、同情甚至是支持、鼓励的态度，这在80年代以后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有18个国家的政府或具有官方身份的人员给中国发来贺电，表示支持。其中，欧洲国家有2个，亚洲国家有6个，非洲国家有10个；另据对《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有87个党派组织发来贺电；世界各地有85家报刊和电台发表了正面的消息和评论；许多国际知名人士表示支持。这些政府、团体、个人对中国核爆炸的支持，大体出于这样几个理由：中国研制核武器是正当的，是打破“核讹诈”和“核垄断”；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保卫和平，维护独立自主和反对帝国主义；第三，将中国视为受压迫民族的一分子，将中国拥有核武器视为自己拥有核武器；第四，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抱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另外，许多西方的政治家和媒体也在实际上认为，中国的核爆炸不但不会降低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如美联社新德里的报道指出：共产党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在全亚洲的稻田和茅屋都将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共产党中国龙在世界这部分地区数亿人的心目中长得更高大了。1964年10月17日《参考消息》。法新社伦敦16日的电文也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将会提高北京在共产党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中的威信。1964年10月17日《参考消息》。甚至，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掌握了核武器的中国会使其他国家产生“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而获得“心理上的红利”；对亚洲国家而言，中国拥有核武器会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增加该地区国家接纳北京和疏远与华盛顿关系的政治压力。Policy Planning Council Director Georg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Sep 13，1961，National Archives，RG58
（四）60年代，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以内为主，不存在与核研制直接对立的外向核心利益
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目前学界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不久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出席香格里拉战略对话会议回答提问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第一，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社会大局稳定；第二，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第三，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梁光烈访问新加坡时全面阐述我国核心利益》，中国新闻网，2011年6月17日。
由此可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止有一种，概括起来讲，分别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利益要求。这些要求相互之间从根本上讲、从整体上讲是一致的，但是在短期目标和局部上看，又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表现为直接对立。例如，在“八九政治风波”时，我们首先坚持第一方面的核心利益，坚决顶住国际上和国内的各种政治冲击，不理会资本主义国家对我所谓的制裁威胁和行为，暂时地放弃了或降低了第三方面的利益需求。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孙子哲学”。李慎之在《从全球化视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重估中国现代化”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李慎之：《从全球化视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重估中国现代化”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这个讲话发表后，被世人讽刺为“孙子哲学”。这种观点在核心利益观上的错误，就在于将中国的核心利益仅仅看作经济利益，或者是没有看到各种核心利益的内部矛盾性。结果，因为强调经济方面的核心利益，而牺牲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更为重要的核心利益。
按照核心利益的上述原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核心利益显然以政治和军事利益为中心，在经济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开始产业转移，即使中国提出对外开放的要求也很难实现。有关详细论述，参见拙作《世界格局变动与中国的对外开放》，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也就是说，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研制核武器这个核心利益上，没有受到其他核心利益的牵扯。反之，如果我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年代再开始研制核武器，就会与开放的利益要求产生较多的冲突，容易顾此失彼，甚至出现严重的代价。在这方面，1998年5月11日印度核试验后的国际社会反应，可以提供有益的例证。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召回驻新德里的大使以表示抗议；日本和欧盟终止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取消了对印度的所有援助（人道援助除外），并撤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印度提供贷款的支持，美国政府还禁止所有美国银行向印度提供贷款，停止美国政府融资的贷款，禁止出口科技给印度，多家印度机构进入美国军售出口管制“黑名单”。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印度的制裁力度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并且这些措施在制裁后不久便开始“解禁”。美国这样做，是出于依靠印度牵制中国的战略考虑，如果换成中国，制裁的力度绝不止此。多位观察家表示：印度公开地发展核武器的做法必将受到国际制裁；这对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经济改革、需要大量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的印度来说，在核问题上冒经济制裁的危险显然是不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
三、中国具备了核研制的基本条件是抓住战略机遇的前提
在战略机遇问题上，有一种看法是这样的：“二战”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革命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球化浪潮重又兴起。然而，由于对战争的判断失误，没有认识到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中国又一次封闭了自己，因而没能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美、德、日等西方大国的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把中国进一步甩到了后面。中国进行核研制的历史表明，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尽管战略机遇比常规条件更重要，但中国具备了核研制的基本条件是抓住战略机遇的前提。
1955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国要搞原子弹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毛泽东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的两个重要认识：一是原子弹对中国是核心利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件事总是要抓的。”二是搞原子弹需要基本的条件：我们国家自己有核原料，不会受制于人；为了找到铀矿，国务院成立了地质部三局，主持全国的铀勘探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陆续找到了20多个铀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等地。以后又选出7个矿进行开采，为我国早期的核爆炸提供了大量的铀矿石。我们有进行核研制的基本技术人才；有苏联的援助。参见《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无独有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有两次谈话，涉及了科学研究和条件的关系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一次谈话是：“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4页。另一次谈话是：“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页。
从这两次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条重要认识：一是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不能等靠常规条件的成熟，而是要抓住时机，创造条件上；二是如果等靠常规条件的成熟，以后代价更大，甚至完全失去成功的可能。“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甚至“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三是也不能没有条件盲目的上，要有基本的条件。“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四、战略机遇视角对促进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战略机遇对促进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是推动国史研究更加具体化、科学化，更具有问题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和方法，但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结构、发展和解决，却往往需要历史学科之外的各门具体科学的方法和规律进行研究，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些具体科学的方法和规律，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就只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进行，其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概化和大而化之的。像“战略机遇”，就是由政治学、军事学、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进行交叉研究而得出的具体概念，应用这个概念，实际上就需要对政治学、军事学、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的掌握与运用，其得出的研究成果比之单纯应用史学方法，更加具体、规范和科学。
正像前述关于战略概念的变化所表明的，社会科学的认识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党和政府对历史、对现实的认识也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这就需要国史研究者不断关注新变化，在研究中时刻保持问题意识。“战略机遇”的提出，会给国史研究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如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些核心利益有否变化？实现中国的核心利益同哪些国家的核心利益相矛盾？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完全同一的还是相互间有一定冲突？中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是否具备实现自己核心利益的历史条件？中国在哪些反面、通过什么努力准备了这些条件？等等。
二是给成就与代价的分析增添了新的指标和方向。
在国史研究中，成就与代价是较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学界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国内国际情况又十分复杂的国家来说，巨大成就的获得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但对于代价的程度、代价的时机、代价的性质，还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战略机遇”的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增添了新的指标和方向。
首先，“战略机遇”暗含的一个前提是“核心利益”。因此，根据这个概念，可以对成就与代价进行定性的区分。这样，对成就与代价的分析就更加具体，性质更加准确，指标更加丰富。
其次，“战略机遇”还对历史时段进行了区分。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历史不能假设、不能重复。但“战略机遇”的提出，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因为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战略机遇期”与“非战略机遇期”却有着真实的不同，因此，不同历史时段的比较就不单纯是随意的假设，其在每个阶段所付出的代价也就可以进行定量的分析，其付出代价的时机也有了一个指标进行衡量和评价。
三是以史鉴今，为党和政府对中国核心利益与战略机遇的决策提供借鉴。
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以史鉴今。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要深入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金一南：《我国战略思维应包含强烈问题意识》，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2/23/content_13032488htm。“战略机遇”的研究正是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的重大问题，国史研究者通过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战略机遇”关系的研究，可以对我国核心利益的形成、演变、内部构成及其与战略机遇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总结和分析，为党和政府对当今中国核心利益与战略机遇的决策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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