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自成立之始就身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时虽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成长不太有利，一方面有美国联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另一方面斯大林并非完全信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但此时毛泽东坚持对外开放，争取在取得苏联经济援助的同时与不同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以此为国家建设营造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和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声明：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可见毛泽东是要摒除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开放国门、与世界各国交往，这看似与建国前夕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思想相悖。然而事实上“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应对具体历史实际情况的权宜之计，而非毛泽东的初衷。国内外不少学者就此也探讨过，认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第二选择，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必然也必须借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援助彻底打破和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也揭示出“一边倒”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达到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外交关系的唯一途径：“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因此，一方面新中国的建立不得不有赖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毛泽东希望新中国成立后能打破国际政治阵营划分局面，尽可能与其他各国广泛建交。总的说来，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竭力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争取苏联信任和援助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于雅尔塔会议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这是三个大国就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该协定约定苏联参战的条件包括保证其在中国港口城市大连的优越权益和在旅顺港口建设海军基地；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要设立苏中合营公司共同经营管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被迫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大连协定之议定书》、《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其附件等。这些条约和协定为国民党政府赢得苏联对日作战的同时也失去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此次访苏的重大收获是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废除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相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52年末，遵照《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把长春铁路一切权力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直至1955年5月31日，大连和旅顺有关权益全部归还中国，苏军也于同年5月25日前从中国撤军完毕。然而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这段时间里尽管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费尽周折的努力交涉，有时甚至为了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而不惜与斯大林发生较强硬的争执，但由于彼时中国国力和苏联过于悬殊，当时的中国很难争取到与苏联之间真正的国际平等对话。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在雅尔塔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在为中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提出附加政治条件，一是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全部卖给苏联，而不得销售给任何第三国；二是苏联和中国在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四大工业领域实行合营；三是苏联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建立势力范围。与苏联签订的新条约和协定中，中国不得已的利益牺牲换取了苏联对华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为中国的发展缔造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空间和必要的资金、技术保障，同时也为新中国的身份认同在国际上散播了强大的影响力。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对王明路线处理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没有听取斯大林错误的意见，斯大林曾经固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走共产主义路线，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对苏条约和协定上的妥协也是通过争取苏联信任而赢得苏联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的一种方式和策略，但是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直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才基本打消。

　　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多国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的成立需要得到世界的承认，才可能为国家发展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因而新中国的政府首先需要做出的努力是与其他各国建立和发展国家中央政府层面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中苏建交，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月缅甸、印尼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5月9日中瑞建交，瑞典是西方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丹麦与瑞士也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中国已经与18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有25个国家公开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1950年1月19日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该电报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亲笔起草，提请联合国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将中国国民党驱逐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为合法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在新中国第一代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外交工作之核心就是要世界承认新中国和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以此为新中国发展争取和平友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有人评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认为其“左倾”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外交产生了不良影响：“建国之初，由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在实践中将经济建设置于中心位置而不重视经济外交”欧阳泽华：《对新中国外交的总结与思考》，《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7期，第143~144页。，这是明显不对的。在国家刚成立之时面临着由于长期的战争而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同时生产关系上还有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调整生产关系，所以毛泽东抓住了该时期的主要矛盾，在建国初期一边推动国内生产关系的调整，一边通过经济建设大力恢复国民经济。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一九五四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2/10/3626481html。。在抓生产恢复时，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对外经济外交工作：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2日于苏联访问之时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与苏贸易的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1950年初，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出访苏联并与苏方签订了贸易、贷款等方面的协定。中国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同时，对西方的贸易也在进行。据统计，1951年中国与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外贸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71%（后由于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外贸额迅速减少至30%以内）。1952年中央政府对原有的贸易部进行了改革，把其下设的国外贸易司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了一个对外贸易部。1950年始，中国先后成立了一批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国家既要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又要恢复国民生产以为国家经济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则快速且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寻求与他国的经济交往。因此，打开国门、搞好经济外交既是必然也是必须。

　　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美帝国主义

　　杜鲁门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美苏在“二战”期间构筑的抗日同盟解体，政治意识形态的战争就此打响。为了限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杜鲁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贸易封锁和禁运政策。1949年，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这时苏联国防力量的迅速增强加大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恐慌，从而也更加严厉的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甚至要求“美国应当运用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共产党人从非苏联的来源获得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与装备”。转引自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179~195页。美国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美国石油公司对中国石油制品的输出，到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则完全停止了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1950年《中苏友好联盟互助条约》等的签订和中苏同盟的就此缔结促使美国明确以中国和印度支那边境作为在亚洲大陆遏制共产主义的防线。同年6月，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企图再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

　　在美国对新中国进行贸易禁运期间，中国一面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做好贸易往来，一面在美的高压下尝试各种可能的办法对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同时，毛泽东也利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制造西方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美国要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借助其他西方国家的共同行动，但是一旦如英国、日本之类的国家停止对华贸易，其经济损失不可细估，因而这些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也并不愿意看到美国对中国外贸实行严厉管制。中国冲破美国禁运的主渠道之一是与其他西方国家通过香港进行贸易，针对中国这一举措，美国于1952年对香港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这就大幅损害了英国等国家的经济利益，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此加深。这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的可以孤立美国的战略之一，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制造美国与其他西方强国之间的分化。

　　毛泽东孤立美国的战略之二是在政治上讲求“和平”，该口号体现在军事上则是中国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援台行动以及插手印度支那战争等做法进行坚决的回击。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表明了大多数国家对国际和平环境的向往，受到了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广泛支持。因而在政治上，毛泽东成功地动摇了美国在这些国家形成的政治联盟，英国、印度等国也开始以“和平”为口号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事实上，孤立美国只是制造美国内部分化的手段，因为美国孤立的最后必是其内部的分化，只要美国的统治阶级中有了不同意见，则美国对华政策必会因其内部的利益博弈而松动，因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必然会迎来一段时间的国际和平以保证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全面建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