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8日，中国与苏联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苏关系的调整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外交都有重要影响，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本文从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为切入点，对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外交战略的相互关系以及正常化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作一粗浅分析。

　　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已有诸多研究，尤其在中苏正常化背景、原因以及进程等方面，从多角度透视了引导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内政治、经济要素以及国际大环境等因素。有关中苏正常化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关联也有相关论述，如《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理论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等参见李志学：《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理论思考》，《西伯利亚研究》2004年12月；牛军：《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正常化的历史含义》；孙艳玲：《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研究多将目光集中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对中苏关系重塑的引导作用，即更多地强调对外战略调整对中苏正常化的作用与影响。对于正常化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联性研究，尤其是正常化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反作用力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外交战略处于一个持续的调整中，中苏关系正常化虽然是这一时期重大的外交事件，但因整个外交战略处于变动中，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外交战略本身以及因外交战略的调整而引发的中外关系的变化上，加之中苏关系很快随着苏联解体过渡到中俄关系上，因而对中苏正常化后中苏关系研究尚有可待深入之处。梳理正常化后的中苏关系及其影响有助于理顺中苏正常化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联，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对外战略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经历了多次调整和转变。参见宫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亓成章：《浅谈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确立与调整》，《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周溢潢：《也谈建国后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陈理同志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自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初是新中国对外战略确立与形成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总的对外战略是“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进一步发展，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即“既反美帝又反苏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关系继续发展并进行重大调整，由“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调整成为“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指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这条“线”的外面的国家（这就是一大片），共同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战略又进入一个新的调整中，改变“一条线”战略，健全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战略，为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回顾建国后的中国外交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外交战略深受冷战影响，在冷战的框架下，以两大阵营、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以无产阶级斗争为重要指导思想，先后与苏、美大国建立结盟和联盟性质的关系。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原则，受国际形势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差异以及外交经验的缺乏等制约，发挥空间有限。

　　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大改组，因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联实力的急剧蹿升，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态势，美国开始着手调整自身战略。随着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跌到谷底，苏联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此种国际格局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大片、一条线”的外交方针。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实现和解。1972年中日建交，改变了亚洲的形势。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中国影响逐渐显现。这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改变了“两只手打人”、“腹背受敌”的局面。“一大片、一大片”外交方针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摆脱美苏两大国挟制的最初尝试。此时的外交思想已经开始呈现出改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倾向。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国内制度弊端逐渐暴露，经济发展处于停滞，改革步伐极为缓慢，对外因入侵阿富汗导致国力减弱，逐渐从霸权地位下滑。美国国力逐步增强，尤其在卡特执政后期和里根政府初期，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美苏争夺转入均衡、僵持阶段。中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任何一方建立战略联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周溢潢：《也谈建国后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陈理同志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第52页。历史经验也表明，以战略关系划线，必然会影响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制约外交空间。在总结了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及国际关系的经验教训后，中国政府调整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立了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依据的战略思想。1982年12月，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将中国的外交政策规定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由“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向新阶段的转变，对外战略突出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取代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旧秩序；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内强调经济建设，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国内外资源。

　　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对苏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实现，必然需要对苏关系的配合，也必然牵动中苏关系发生改变。将中苏关系视为中国外交的重要部分，不仅在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导国、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在于苏联与中国有着7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美苏作为冷战两极格局中的支配力量，对美、苏关系的调整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战略的实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开放旗帜，1979年中国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使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又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随后因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等事件，中美围绕台湾及经济贸易往来引发诸多龃龉，1982年中美完成艰巨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使中美正常的国家关系得以继续发展。1982年，中国向苏联政府传递信息，表露对中苏关系改善的关注，建议双方开始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5页。。同年十月，中苏两副外长级特使在北京举行磋商，改善中苏关系的进程正式启动。对苏关系的缓和是完成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它极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发展，也打乱了中苏美的三角关系结构。20世纪70年代中美接近直至恢复邦交，苏联的威胁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因素。尽管中美这一段时间在经济、科技、贸易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逐步扩大，但美国一直秉承其“联华制苏”战略，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与苏争取霸权，制约中国仍是目标之一。反对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中国一贯的原则。调整与苏关系，淡化联美对苏政策，继而实现真正意义的独立自主，是中国政府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大环境下，实现独立自主、真正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前提。不受超级大国或任何外来势力的支配和影响，才能真正以一个独立大国的姿态与各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

　　对于改善中苏关系，中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坚持原则，不急于求成，提出消除“三大障碍”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撤军。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1981年谈到外交战略方针时指出，要谨慎对待恢复中苏关系的谈判，“没有出现新的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考虑外交问题，不能用打牌的方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1页。。“不打牌”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其意味着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不打苏联的牌，不打美国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这是对“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改变，对于改善和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加速发展自己，有重大意义。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签署《中苏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中苏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普遍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关系正常化后中苏之间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至此，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常化进程本身就体现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战略的新理念和新变化。中苏正常化的实现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准确判断和平和发展两大世界主题，重新审视调整对外政策的成果之一。

　　中苏正常化加速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

　　正常化对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正常化的实现，苏联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削减太平洋舰队军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消除了中国南北边境的军事威胁，中苏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下降，中苏就边界问题达成共识并举行边界谈判。经济上，正常的国家关系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环境。中苏对峙时期，中国出于安全威胁以及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使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从和平建设转向“备战备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正常化为两国各自的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推动力，中苏间的经贸、技术、科学交流得到加强，在经济、能源、交通、冶金、轻工和劳务等方面的合作也逐步进入日程，中国国内改革和建设的环境进一步改善，改革步伐加快。边境威胁的减弱，经济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健全和实施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稳固的内部环境。正常化的影响在与外交紧密相关的周边安全、国内经济、国防军事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往来、重构大国关系方面影响尤为突出。

　　改善中苏关系，开启了中国睦邻友好新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总结了建国以来外交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外交战略，在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构成中，周边外交、大国外交是重要内容。要实现国内发展战略，稳定的周边环境是首要任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周边环境极其复杂，周边国家众多且具有多样性特点，作为美苏两极竞争与对抗的阵地之一，大国利益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周边形势的复杂性。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必然以周边地区为依托，从地区走向世界。以区域为依托，积极开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工作重点。睦邻友好一直是指导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原则，其基本目标是在周边地区维护和平与稳定，加强交流与合作，追求繁荣与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推进，减弱了中国与周边邻国间的军事安全顾虑，和平发展上升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动力，对中国同周边其他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苏联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中苏正常化及其进程本身就是对中国睦邻外交的践行与完善。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安定四邻”，但在美苏争霸的冷战环境下，中国的周边外交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睦邻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基本战略估量之上的，较多地体现了革命和斗争的特色。随着中国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创造安宁的国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这一时期的睦邻战略是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发展战略在外交方面的体现。对苏关系正常化在重塑两大国关系，打破隔阂的同时，突出强调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目标融入睦邻外交中，开启了中国睦邻外交新时代。中苏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型大国关系，突破冷战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斗争，双方在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求同存异”，着力解决原则性问题，对三大障碍的消除采取灵活的做法丁明：《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8~109页。，为发展和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提供了经验，为睦邻外交注入新内容。

　　其次，随着中苏正常化的推进，中蒙关系走向缓和，1989年3月，蒙古外长访华，两国外长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并签署有关文件，进一步改善中蒙两国关系。中印关系也有了初步改善，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借助苏联抗衡中国，苏联也利用印度牵制中国，苏联给予印度大量包括军事武器在内的援助。中苏关系的改善推动印度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打开了两国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大门。随着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中越关系也出现了正常化的可能性，加速了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进程。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下，新加坡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东南亚的和平和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都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中国的国内建设。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全方位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关系，为随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和平发展”战略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敲响了前奏。

　　调整中美距离，重建大国关系

　　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是中国开创新的外交局面的需要，同时更是处理好大国之间关系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局势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1988年，邓小平在几次会见外宾时都明确提出，需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在70年代实现中美接近，在冷战前夕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率先跳出了两极格局，对苏关系的缓和极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发展，也打乱了中苏美的战略关系格局，使对外关系格局从“一条线”向全方位的转变成为可能。

　　中美苏三角关系此处指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中美关系缓和而形成的中美联合抗苏的三角关系形态。是冷战的产物，其主导思想是冷战、遏制和对抗。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只是在冷战的大格局中增添了合作的因素，并不意味着三角关系对抗的结束。在战略三角形成后的十几年中，美苏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仍旧持续，中美在台湾问题和意识形态上的角逐也一直存在。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美苏斗争具有全球争霸的性质，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平衡者的地位，其力量和影响也有限，基本上限于借美国之力减缓苏联的威胁和压力，缓和台湾海峡局势，加强自身安全。对苏正常化，拉近中苏关系是调整中美距离，重建大国关系，继而实现向不结盟政策和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转变的重要步骤。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以接触、对话和合作作为发展大国关系的主导因素，为强调政治战略的中美苏大国关系注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内容，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推行不结盟政策，呼吁建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得益于对苏关系的缓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和贸易往来问题上有所松动，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前访问中国，作为其上任后正式出访的第一站，表示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然对苏改善关系，并非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4页。以三大障碍能否消除作为对苏改善关系的核心问题，不仅因为其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到世界和平。尽管冷战影响依旧存在，对抗与威胁仍是不容忽视的挑战，但通过对苏关系正常化，改变中国在大国关系格局中的地位，跳出冷战格局，以一个独立大国的姿态，与美苏发展关系，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角色从一个次要的平衡者向一个积极的和平崛起的国家转化，也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增强与西欧、亚太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往来的筹码，并为其后中美俄等大国友好关系的形成打下基础。

　　此外，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早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时，中苏已经相互表露缓和意向并着手开始国家间谈判，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对外政策的转变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对苏政策的调整在这一时期仍是有限的。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苏联。《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240页。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趋向严峻，对苏防范意识依旧，直接影响“一边倒”战略的调整和向不结盟政策的过渡。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深入，对新安全观的提倡，新型国际关系的缔结，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倡导，使中国在正常化过程中对外交政策新理念、新变化进行了检验与调整，巩固了刚刚形成的不结盟外交。正常化过程中，首先加强经济、贸易、人员等领域的往来，放松对三大障碍一揽子解决方案，逐步解决中苏问题的做法，也为中国外交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中找到了平衡。通过调整大国关系，加速了中国成为一支独立的和平力量的进程。

　　综上所述，对苏正常化首先加强了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使地缘政治困境得以改观，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改善与加强。中苏正常化作为睦邻外交的组成部分，为睦邻外交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中苏结成的新型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摆脱冷战思维束缚，突破意识形态争斗。在大国关系上，中国率先脱离冷战格局，以一个独立大国的姿态，重新审视自身对外政策，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完善不结盟政策，促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向中美俄三边关系转变，并发展与各国的全方位友好外交，增加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为其后的和平崛起打下政策基础。

　　结语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20世纪末期最重大的外交事件之一，关系正常化后的中苏形成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和对外关系格局转换的角度来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以“多交朋友、广交朋友、不树敌”为总的外交政策出发点，以独立自主、不结盟为原则，重塑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正常化后的对苏关系反作用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转变，巩固了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理念，为务实外交提供现实基础。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是中苏正常化的主要动力，正常化的实现继而推动中国对外战略实现转变，正常化与对外战略的调整是相互联系、互为倚重的。正常化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置于美苏冷战两极争霸之间的局面，使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巩固和丰富了中国新时期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