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65岁的胡乔木在晚年再次复出。他对中共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思考，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一、对中共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理论的启迪“文革”结束后，中共面临诸多领域的拨乱反正。对此，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深知，最根本的首先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只有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胡乔木协助党中央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及其定性进行评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予以否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进行论证，对“路线斗争”的滥用给予摒弃。他的这些思考是理论上的析“左”和纠“左”，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新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的启迪。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析

　　1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给其定性，是正确判断“文革”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对此，党内外有很大分歧。有的说是反革命，有的说是一场深刻革命，有的说是十年动乱，还有的认为是一场政变。胡乔木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经过反复推敲，他认为应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

　　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胡乔木与第二个历史决议》打印稿，第287页。存《胡乔木传》编写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的宪法。

　　“文革”结束后，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否定。其原因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至于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说：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3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在此问题上，党内外也有分歧。有人把其归结为毛泽东个人品质，有人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阶级根源上找原因。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最根本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认为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工作，并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程度，由政治统帅一切继而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中国革命胜利使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骄傲情绪的增长，个人专断的发展，党内民主和法制的破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革命成功后没来得及把落后的东西铲除掉；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使我们党执政后缺乏成熟理论和有效监督；把反修防修不适当地扩大到国内、党内；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更深层次原因。

　　（二）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阐释

　　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没有给以正确的阐释，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阶级斗争，但它的作用是什么，在什么范围内存在，应怎样对待，我党在理论上的准备不够，也没有现成答案。改革开放之初，胡乔木以其特有的敏锐，从理论上“最早指出和澄清了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错误提法，论证了工作中心转移。”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缺乏实践和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已证明其错误。而理论上，“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其次，“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阶级社会或由剥削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反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其三，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而不是全局性的。当然“在这个范围内，它确确实实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既不是我们所能捏造的，也不是用我们的幻想就可以把它消灭的……它是客观的事实。”《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其四，处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采用“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能把这种斗争当做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也“不能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纲。”《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其五，评判阶级斗争作用的标准是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中共在对待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固定模式，即党内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凡是党内的斗争和矛盾，若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就没有意义。胡乔木认为：路线斗争不能滥用，不能把党内是非、思想斗争都说成是路线斗争，也不能把党的历史说成是路线斗争史，这种简单化提法不符合实际，不利党的发展。因此，在正确阐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同时，他对这一不符合实际且给党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危害的思维模式予以抛弃。

　　二、对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应如何坚持，坚持什么，如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胡乔木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僵化的思维模式解放出来，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一系列拨乱反正举措的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参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一）对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胡乔木认为，新时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也是不容讨论的。”《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页。唯有此，才能坚持中共政党性质，巩固执政党地位。如在这道防线退却，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也就不能坚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如果说，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不容置疑和讨论的，那么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胡乔木认为可以讨论并深入研究，因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在不断发展着，不断完善着”。

　　胡乔木从五个方面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使党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是“党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在最终目标上，要坚持以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根本奋斗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说：“不能丢掉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基本原则是我们永远不能离开的。”《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在根本政治立场上，要坚持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政治立场的无产阶级学说。他强调：“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是“一切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419页。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说：“我们是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人站在一起的，而不是同死守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人站在一起的。要研究理论，并且要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因为马克思说过什么话就回避事实，用一种创造性的态度来研究，实在是非常迫切的”。《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实事求是的科学地位。他指出：“说‘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极而言之。自然科学可以这样说，社会科学做到这样，是难以想象的。”《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膨胀得无所不包，不能看成百科全书，一定要将其放到实事求是的科学地位。

　　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但并非任何新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判断一种观点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前提；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实践的检验为标准。“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不断地探索和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新问题，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这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开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离开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空谈什么坚持和发展，都只能是超等的废话”。《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页。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结合的基本原则是，“研究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联系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还可以加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确实在世界政治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理论如果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符合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无论其多么动听，是多伟大人物提出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结合，也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胡乔木第一次全面概述了中共70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胡乔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篇力作。该文贯通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从12个方面概述了两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写作之前，胡乔木多次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我国理论界还没有一个人能以如此篇幅、如此宽广的视野、如此完整系统而又深刻精辟地概括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研究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那么《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姐妹篇，把中共党史研究推上更高层次。特别是“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的论断，把两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精辟独到，意义深远。他将新中国四十年成就的原因概括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二者有机结合，就创造了人间奇迹。

　　（二）对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思考

　　胡乔木认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首先要明确其内涵，明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方向。

　　首先，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其特定内涵，要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他记录下来。不是这样……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它是有逻辑性的。”《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他主张：毛泽东的思想应以中共八大为界，分为前期和晚期。毛泽东前期思想的正确性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后的七年辉煌成就所证实；从1957年反右开始，尽管毛泽东“仍有不少好的见解，但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愈来愈严重”。《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前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后来，胡乔木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前期思想中不是每句话都正确，晚期思想也不是都错误。

　　其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胡乔木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三个基本点。他认为，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他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科学体系。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再次，胡乔木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新政策“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改革开放是五十年代的真正续篇。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开创的事业即后来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界对此认识的不一致会影响改革开放事业，并于1979年提出应“在党内多宣传”，这在党内是较早的。

　　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的启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胡乔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研究，提出不少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见解。

　　（一）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反思

　　胡乔木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年，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有巨大的成功，也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理论上的失误主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并作为“理论根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历史决议上的这段话是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上的。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实践上的失误，一是没有坚持经济建设为工作重点，这是“三十年中的最大错误。”《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二是没有很好地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过多强调二者的对立，较少看到二者的共融性；三是没有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是用经济办法而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认为长官意志、政府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他认为上述失误延缓了经济建设的进行。

　　（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

　　1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的思考

　　在起草叶剑英1979年国庆30周年讲话之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布局，讲话初稿沿用了周恩来关于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胡乔木在初稿修改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在中央指导下，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就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程中原：《1977~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特征的初步阐释

　　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和布局的过程中，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特征作了阐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作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一定要有高度的经济发展。”《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这个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决不能有贫穷的社会主义。”《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他主张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点彻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个经济制度，而且是一个政治制度。《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体现这个政治制度本质的是人民当家做主。1980年12月22日，在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胡乔木说：“据我长期体验，我们历史上的宣传把社会主义只当成一种经济制度，顶多是一种社会制度，根本没有考虑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样的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制度，同时要有一个同他协调的、为它服务的政治制度。”

　　对此观点，我们不好说胡乔木第一个提出的，但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他是较早提出的人。《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他说：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物质目的，而且要有精神目的。社会生活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但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如果把社会主义关系仅限于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任务仅看成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会变得非常简陋而低级。他说：四个现代化是从物质生产力、从科技方面讲的，是与资本主义共同的，可比拟的，唯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样，它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点。胡乔木的这些思想，后来被凝结在全党通过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

　　社会主义需要文化的高度发展，没有文化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胡乔木认为，“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归根到底要造成人们富裕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社会主义需要高度文化”《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他希望我们的国家既“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大国，也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国”。《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首次概括

　　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胡乔木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的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总结。为此，他竭力主张概括“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详细阐述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根据胡乔木的谈话精神，起草小组将适合我国特点的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概括为十条（详见我党第二个历史决议）。

　　关于要不要这十条？在《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内部以及中央高层领导中，有不同意见。邓小平最初也同意不写。但胡乔木坚决主张写上这十条。他认为，“这部分很重要。”程中原：《1977~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是对三十年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没有，文件就没有落脚点，无法统一全党思想。胡乔木的坚持最终得到邓小平认可。邓说：“十条基本经验很重要，可以给人以信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0页。

　　尽管当时还未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但这十条实际上是对酝酿中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概括。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历史决议》的十个要点依然是以后历次概括的蓝本，表明它具有奠基的作用。”程中原：《1977~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

　　4对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主张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这篇讲话是胡乔木帮助邓小平起草的。

　　他非常赞同邓小平讲的：“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他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也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于在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各国革命人民之前。”《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三）临终前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在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胡乔木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研究摆在首位，其认识亦不断深入。

　　1990年4月，即胡乔木逝世前两年，他结合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间，“社会主义”概念发生的变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这一进步即指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去的想法离不开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离开“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看法来认识社会主义，就看到了共产主义目标由近变远，社会主义时期由短变长，成熟程度由高变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这一观点，“不能不说胡乔木在他的晚年又一次站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前列。”《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文革”结束后，如何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正确阐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时期出现的极端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在理论界、甚至有些在全社会程度不同地引起过争论。胡乔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辨析和解答，不少地方精辟独到，发往昔之未发，言他人之所难言，表现出很大的理论勇气，展现出其视野辽阔、头脑敏锐、思维缜密、见解深刻、辨析透彻的思想者品质。胡乔木的这些思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