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经过40余年的开发建设，她已从昔日的“不毛之地”发展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钒钛之都、四川南向开放门户”。和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相比，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是成功的。抚今追昔，思考其成功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因子应该归因于其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实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在国家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开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中央高度集权与统一控制下，国家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向攀枝花钢铁项目基地配置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形成了以国家调集财力、物力、人力集中开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会战”方式，建成了一个新型的以冶金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应该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是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成功典范。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实施背景

　　国家之所以选择在攀枝花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与当时紧张的战备形势、国家调整工业布局的安排等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背景以及攀枝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备战是进行三线建设的一个最直接动因。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集重兵，制造事端。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从国内情况看，各项国防建设严重不足，存在不利于备战的诸多隐患：工业过于集中。全国仅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战时来不及处置，就可能遭敌破坏。基于存在战争威胁的国内外背景，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备战，加强战略后方基地建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也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重要原因。建国初期我国工业的70%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而广大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近代工业则十分薄弱。为改变新中国畸形的生产力布局，1956年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促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在1949—1952年期间，我国开始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的地区。“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150项建设项目中，沿海仅占32项，只占全部项目的五分之一；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中，472个在内地，占68%，222个在沿海，只占32%。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通过对内地工业的重视，我国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不平衡的态势，也为三线建设大规模工业布局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到60年代中期，浓重的备战氛围使工业布局的调整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国家计委明确提出了“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希望把三线地区建设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5年9月2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可以说，进行三线建设就是把备战与工业布局的改善有机结合的必然选择。国家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攀枝花由于钒钛磁铁矿资源储量丰富、资源优势配套完善，同时具有地形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三线建设和攀枝花建设。如1964年5月到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1964年5月10日至11日，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当议论到铁路、交通第三个五年计划只能搞那么多时指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6页。1964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插话：“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党中央对攀枝花工业基地的高度重视，为在西南腹地集中配置资源，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体制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三线建设中，国家以集中投资为主要途径，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在从计划的编制到计划的实行、资源的分配、巨额资金的筹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政府的强大作用，为三线建设所需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来自四面八方，隶属于多个不同的部门。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不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集中领导、统一管理，要在较短时间，在这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中建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初始创业时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攀枝花实施了“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区体制，保障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这种特区体制具体包括三方面：第一，特殊的领导体制，即采取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部统一领导。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领导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所有的参建单位都被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统一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使庞大的建设队伍成为一个组织有序的有机整体。第二，综合项目计划单列。国家规定，攀枝花钢铁基地内各建设项目，可以根据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攀枝花建设指挥部可以编制工业区的长远规划、安排分年度的建设进度和进行综合平衡；在年度基本建设计划的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各建设项目的计划和投资进行必要的调整、制定民用建筑的规划和标准，并统一安排建设、安排与调入劳动力、安排与调度施工力量、接受中央各部门中关于攀枝花的基建投资。这种管理体制巩固了攀枝花的“特区”地位，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计划决策、设计规划、投资拨款、后勤供应、施工建设、设备配套等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对口责任承包制度。中央在一方面强调攀枝花“特区”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责任，实行对口责任承包制度。这种既强化特区的统一领导，又不弱化各主管部的管理责任的体制，调动了两个积极性，有效地保证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胜利进行。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实施方式

　　在“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殊的领导体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采取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集中配置的方式，动员全国的力量，保证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第一，在物质配置上，为了确保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冶金部根据国家分配指标，统一安排生产，保证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鞍钢、重钢、六五厂、昆钢等厂按国家分配的物资指标组织生产，保证供应。这种物资配置方式打破了条条块块界限，利于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和管理，是国家重点项目物资供应的一项新的尝试，保证了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第二，在人才配置上，国家通过统一调遣内迁等方式，成建制地支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一开始，中央便确定攀钢生产准备工作实行承包，本着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带新厂，老职工带新职工的“三老带三新”的原则，国家指定鞍钢承包攀钢的生产准备工作。鞍钢及时抽调人员，组建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按生产流程和经营管理需要，分期分批调配干部和工人支援攀钢建设。第三，在物资运输力量的配置上，为了保证工业项目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由国家计委从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抽调精兵强将、卡车、汽车，担负从成都和昆明两个城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调度和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在四川、云南两省的积极配合与协助下，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努力，解决了运输难题，保障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以如期开展。第四，在科技要素的配置上，国家动员科技资源，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反复实地勘察，坚持现场设计，采取设计、施工、生产三结合方式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筛选、反复修改，攻克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创新与攻关、“象牙微雕”钢城的诞生、地质禁区建设铁路的突破、高山矿运输技术的创新以及整装设备的研发等技术难题。

　　四、“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实施效应

　　在“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下，攀枝花工业在初始创业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1966年，这三年是攀枝花地区三线建设形势最好，成绩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程子华在《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向主席、中央并秋里、谷牧同志的汇报电》程子华：《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向主席、中央并秋里、谷牧同志的汇报电（1967年1月8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139~140页。中报告了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成就。电力：渡口电厂（装机四万千瓦），已经全部建成。河门口电厂（二万五千千瓦四台）去年9月开工，进展很快。有两台机组可望在1967年三、四季度投产。尖山电厂（五万千万机组两台）的峒室工程今年提前开始施工。渡口水泥厂：年产32万吨的小窑已经投产。年产10万吨的第一套回转窑施工9个月，已基本建成在试运转，第二套回转窑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设备运到即可安装。交通运输方面：现在拥有汽车3200辆，横跨雅砻江和金沙江的两座大桥，经过一年多施工，已分别于去年6月、12月建成通车，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去年完成了92万吨的运输任务。农业方面：“五七”指示下达后，掀起了大办农业、开荒造田的群众运动，半年开荒造田八千余亩。全区43个公社，1966年粮食增产15%，种植蔬菜3500亩，生产了1750万斤，可以自给百分之六七十。果木、蔬菜优良品种的引进试种结果良好。厂社结合工作也初步摸索了一些经验。人口：目前，施工队伍已达6万人（冶金3万、煤炭05万、交通建工各11万以及电力、建材、市政等）。冶金还将增加1万人，煤炭现有9个掘进队，预计还要增加15个。负责渡口铁路支线施工的铁道兵已进驻现场。林区职工有12000人。再加上生产、市政、服务部门的职工和少数家属，供应商品粮食的人口已达10万人。集体农业人口8万人。现在全市的总人口达约18万人。直到今天，这个攀枝花基地建设大好形势的汇报文稿仍然让人振奋和激动，报告中攀枝花建设初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充分体现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模式的优越性。

　　五、经验总结和现实启示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本文对1964—1966年间国家集中优势力量建设攀枝花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系统回顾，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在攀枝花的成功实践效应，也充分说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解决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优越性。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调整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2011年7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

　　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农业落后，工业不发达，交通不畅，城市基础设施陈旧，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严重滞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实力弱，各项建设事业所需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等资源十分紧张。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始终把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确定一批重点建设的行业和骨干项目，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加快发展，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成一批重点骨干工程”1992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这是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资金、物资，在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电力、国防军工等方面进行了以“156项”为骨干的重点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克服重重困难，重点建成了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在此期间，我们还对兵器、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力、船舶部门进行了重点建设，使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达到了新的水平。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为重点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集中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骨干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从1982年开始，国家每年都确定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物资、运输、征地、拆迁方面给予优先安排，促进其加快发展。1982~1999年，国家共确定520多个重点建设项目，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秦皇岛港煤码头、宁沪杭甬高速公路、南沿海光缆工程、大亚湾秦山核电站、上海宝钢一二期工程、无锡微电子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二滩水电站、广东岭澳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二三期、上海浦东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宝钢三期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相继建成投产，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对外开放、调整产业结构、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洋山深水港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工程、京津高速铁路工程、首都机场T3航站楼建设工程、国家特高压电网建设工程等许多国家重要工程的实施，也为中国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小康社会的构建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我们在应对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时，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合理配置力量，成功应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在1966年的邢台大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大救援，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抗击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效组织，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资源，综合运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力量投入战斗一线，抢险救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速运转，切实发挥了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灾后尽快重建的作用。同样，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路线，把战胜金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危机伊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全国各地密集调研，同广大干部群众共商应对大计。中央决策层多方调研，召开多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会议，了解实情，问计于民，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集中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来迎战危机，再次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二）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成功，彰显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必要性。对于当前的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看，当前西部地区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外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从国内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各族干部群众求发展、奔小康的愿望更加强烈，有利于西部地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为突出，中央不断加大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有利于在根本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西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投资热潮，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新的增长极。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地区之间发展的马太效应依旧明显，西部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第二，西部地区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70%和55%左右，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3片中，有10片分布在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第三，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社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立足扩大内需方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第四，西部地区是全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客观需要。第五，西部地区是全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但又十分脆弱，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面对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更应该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集中优势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第一，做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西部大开发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集中力量着力解决对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较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既要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大力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积极构建比较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又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强化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西部大开发中，我们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选准一些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领域，集中力量，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力求突破。同时要看到，民生建设也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点，“办大事”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因此，要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现。我们决不能因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对国家所兴办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全力支持，放在首位。但也不能只讲全局利益，忽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没有局部利益，不关心这些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地方和基层就缺乏积极性，缺乏活力，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广大西部地区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集中力量抓好民生工作，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西部大开发中，一方面，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集中力量办大事”，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做法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办大事就是一种计划，是通过计划的手段、措施，来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因为市场而不要必要的计划，也不能因为计划而否定市场。正确可行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在运用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发展模式时，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积极性作用，建立一套既能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并有利于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要加快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