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构想，再到2011年中国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代中国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蔓延和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的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鉴于此，以至于有的学者指出，从理论本质和逻辑的规定性上讲，有经济的全球化，势必有相应的文化的全球化参见蔡拓：《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文化全球化”是基于对落后国家文化的“同化”、“弱化”、“边缘化”的文化同一化或者说是文化同质化，它无疑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且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和难以估量的文化冲击。因此，深层次的交流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碰撞，几乎所有的国家、民族都面临着如何保持本国、本民族的特色，如何保持自身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就面临着如何确保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血脉不断发展、持续传承的历史课题。国粹主义与拿来主义之争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始终，文化方面的论争是最为显著的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蓝色文明否定黄色文明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当时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大量引进西方理论和学术的同时，忽略或者放弃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好的传统和做法，多元繁荣的文化表象下掩盖着一种潜在的危机，即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思想界还有没有主流学派？近年来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日益凸显，日渐成为一个尖锐而亟待回答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是主流，这一时期整个学术、文化是不能完全否定的，而应该明确地自觉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科学的发展方向。自觉地建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文化形态，旗帜鲜明地倡导在新形势下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已成为当前文化发展重要的任务所在。只有真正培育出一个时代的主流学派，一个国家才能够自主地选择并坚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抵制其他国家试图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范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在全球性的文化交互激荡中，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出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它已经变成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积极文化资源。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不仅可以吸纳现代性中的优良品质，而且还可能转化它的价值，消解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创造出人类生活的新典范，达成现代性实践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并进一步对全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参见邹广文：《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自觉》，2009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唯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新形态才能因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深厚土壤而变得充满活力，因继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而具有持久魅力，而只有做到这些，整个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才会因具有深邃的历史精神、朝气蓬勃的文化而赢得应有的地位。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既“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这表明，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冲击和竞争的形势下，更离不开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发掘和传承。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积极面对世界的同时，仍将坚持发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这是推进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继续做出贡献的正确途径。”瞿林东：《中国历史文化散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260页。这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政策问题，而是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华文化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作出的回应。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凸显民族特色作出了新探索。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页。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凸显民族特色方面具有了操作性较强的举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

　　二、注重基层、普及大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归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的问题，是“二为”方向的根本体现。李长春在2008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用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此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

　　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同时还需要探讨新途径和新方法。中宣部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的《科学发展观读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读本》，以及“理论热点面对面书系”等普及读物便应运而生。《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等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们旨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澄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数据资料和诸多权威观点，从理论上透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具有本质的先进性，对错误思潮进行了积极应对和有理有力剖析，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人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韩震、吴玉军：《在重大界限上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和头脑清醒——读〈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2010年8月24日《光明日报》。弄清模糊认识，廓清了人们心中认识迷雾，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和魅力，也才能使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应对思想界和理论界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相关文化形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2004年4月27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先后有59个课题组，约3000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研究，间接参加的学者达数万人。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也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期间，1200多人深入全国各地开展国情调研，36期3900多人参加中宣部、教育部等6部委联合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全国参加培训的人数超过7万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进程，工程成为凝聚哲学社会科学界力量的桥梁和纽带，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发挥出重要的龙头作用、基础作用和带动作用户华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基础工程》，2010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专题性宣传和教育只是这里所说的普及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培养，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在在引领社会文化思潮中的基础作用。

　　尽管当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仍有进一步许多改进工作要做。首先，深入研究和科学普及相结合。现阶段，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怎样把这些成果及时、有效地传播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教育普及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次，理论宣传，尤其是文化普及要和关注民生、解决具有全局性、影响深远的民生问题相结合。这就不仅“要把理论研究同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抓好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为在全社会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提供支持。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真正转化为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方针政策、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再次，宏观理论阐述与个案实证研究相结合。要运用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典型调研等多种形式生动活泼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科学发展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最后，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文化普及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文化产业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大众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趋势，对此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文化产业一方面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关于文化产业自身却又缺乏应有的研究，理论的贫乏已经成为当前人们制定、规范、引导文化产业的瓶颈。李小禾：《理论贫乏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2010年5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对于文化产业自身内在机制的研究也是十分薄弱，甚至是相当贫乏的。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普及与提高从学理上有其深厚的关联，其发展的强弱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从这一点出发，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是离不开相关学术研究的理论支撑和学术支撑的。

　　三、重视国民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建设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内容，也是能否在未来10年到20年真切有效地把革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继承下去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所在。

　　首先，应该充分重视历史教育在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培养，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育与以往的历史教育有了本质的区别，同时也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往重视通史教育的通识教育理念越来越多地为注重时政教育，注重革命史教育和党史教育的“厚今薄古”的理念所代替。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在反省以往的教育模式的同时，也丢掉了许多好的传统。不仅丢掉了历史教育的通识传统，而且也丢掉了密切联系实际时政教育，从而使得作为公共课的历史教育和时政教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呆板僵化的面孔出现，不仅脱离了现实，而且也脱离了历史。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中国历史教育青年的重要性。“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206页。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2003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全球化时代中，通过对本国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学习，培养国民的历史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学生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历史上和现在存在的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的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它应当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兼收并蓄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因而，在这里，我们强调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正确对待历史遗产，正确对待外国优秀成果，正是这个原因。

　　其次，从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角度，国民教育的成功与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的关键，也是中国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和根本保证。一个国家要实现文化的繁荣，就必须要注重研究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1989年3月4日，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1999年6月15日，江泽民也指出“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如果轻视思想政治素质、历史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那就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会影响人一生的轨迹。”《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这充分反映出国民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所具有的价值，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识的深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再次，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在当前应该既注重文化产品的消费性，又要注重文化产品的教育属性。文化消费既与一般物品的消费有着共同的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属性，它体现出的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且还透析出精神文化价值。当前文化领域存在一股低俗之风，从文化本质的角度分析，这股低俗之风，表现为文化庸俗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特征，明显受到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和助推，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追求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产业化，缺乏适度和监管和引导也是不容否定的因素。2008年11月16日，李长春在谈到文化产业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时指出：“文化产品既有教育人民、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52页。忽视文化产品的消费属性，教育属性就难以落实，就会逐渐被边缘化直至被逐出市场，越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也就越能够实现文化产品的消费属性。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才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形态与新中国前三十年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性，但六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和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键所在。只有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