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模范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的社会精英，他们身上汇聚着国家上层意志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195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继而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运用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建国初期是劳模表彰活动开展的一个高峰，无数劳动模范在他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无数劳动模范的引领下，爱党爱国、敬业奉献、互助友爱、敢想敢为的时代风尚，永远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的卷首。

　　一、建国初期两次全国劳模表彰

　　在我国，表彰英模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确立的由国家上层对民间基层社会给予旌表的制度，其旌表的类型主要有旌表义门、孝行、妇德、隐逸等。杨建宏：《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根据党的宗旨和革命任务的要求，提出了表彰英模的主张，“褒扬的是参加‘革命竞赛’、积极‘优红拥军’的模范。”《英模表彰制度的由来》，《党建》2012年第11期。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了以比数量、质量、成本等为内容的劳动竞赛，规定按时评比、表彰先进、评选模范。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不断强化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政策不得不从抗战初期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转变为自力更生。劳动英模运动逐步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群众运动。岳谦厚、刘威：《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运动》，《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边区政府先后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学习赵占魁运动、学习黄立德运动，并在1943、1944年召开了两届劳动英模表彰大会，树立了一批先进生产典型，标志着表彰英模运动走向成熟。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艰巨的建设任务，具有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活动，愈发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1950、195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务院）先后主持召开两次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行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也都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劳模评选，从而使劳模表彰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其感召力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发挥。

　　1950年7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定》，提出以表彰大会的形式，对部队中的战斗英雄，工人、农民及士兵中的劳动模范进行表扬，以鼓励全国人民共同效力于解放全部国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定〉》，195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决定》一经发出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生产竞赛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按照会前筹委会颁发的代表条件，各地共推选代表464人，其中工业模范代表208人，农业模范代表198人，部队劳动模范代表58人。《周恩来总理命令公布〈关于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他们均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卓著、名声远播的先进典型，如李顺达、马六孩、李凤莲等。大会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一并开幕，由朱德总司令主持，陈云副总理致开幕词，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共有54位代表发言，介绍劳模事迹和工作经验，并有东北和天津市总工会代表报告了组织生产竞赛与新纪录运动的经验。会议印发了119份劳动模范典型材料，395份事迹摘要，编写了35种典型人物小册子，包括工农业模范代表104人。会议期间，代表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们参加了国庆大典观礼；出席了毛泽东、苏联大使罗申及其他机关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分头参观了工厂、农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参加了七场晚会。闭幕会上代表们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信》，又与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联名发表了《告全国军队与劳动人民书》、《声援朝鲜反美侵略》及《慰问死难烈士家属与荣誉军人》的电报。劳模们获得了十分珍贵的奖品：个人奖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笔签名的领袖像两张、纪念册一册、纪念章一枚、制服一身、毯子一条、绒衬衣一套及其他日用品多件。会议结束后，在故宫午门楼及太和殿，举行了解放军从建军以来各阶段的战绩、革命文物和兵器展览，以及劳动模范的劳动成绩展览，参观群众多达262万余人。《全国工农兵劳模成绩展览会闭幕，三十天中参观者共达二十六万人》，195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六年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度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对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劳动模范的褒奖，因此，评选代表的具体要求发生了较大改变。1956年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了代表的条件：（1）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的先进生产者；（2）达到优等质量指标的先进生产者；（3）在学习与推广先进经验或在掌握先进技术试制新产品方面有成就的先进生产者；（4）在节约方面有优良成绩的先进生产者；（5）优秀的合理化建议者和合理化建议工作的组织者；（6）能够经常帮助达不到定额的工人提高到先进生产水平的先进生产者；（7）先进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8）在工作中有优秀成绩的先进工作者（如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商业工作者等等）；（9）先进小组、车间、企业的代表。4月30日大会在北京体育馆开幕，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主持大会，李富春副总理致开幕词，刘少奇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毛泽东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出席了大会。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853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4699人，比1950年翻了10倍。在历时10天的会议中，先后有76名劳动模范代表发言，介绍他们的先进生产经验，表达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决心。闭幕会上，全体代表发出了给全国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广大职工人人争做先进生产者，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会后，为迎接这次会议而开展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更加热烈地开展起来，全国广大职工被全面动员、投入到生产竞赛中，大批的生产先进分子被授予光荣称号。

　　二、劳模辈出的社会生态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七年，中国社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或以往的‘改朝换代’”，金冲及：《新中国的第一年：写在国庆55周年之际》，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而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旧社会生态系统的摧毁与新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建。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态”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对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背景，是与自然生态并行的社会事实和舆论环境。透过两次全国劳模表彰的名称、目标和条件的变化，可以体察到当时社会生态的某些特点，进而理解是何种力量让这个时代劳模辈出。

　　（一）由巩固政权到加快建设

　　1950年的劳模表彰，实际上是对解放战争以来四年劳模运动的一个总结，也是迎接建国新任务的一次总动员。此时，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战争的阴霾，西藏、台湾尚未解放，国民党残余隐匿各处，成为新的政治土匪，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挑起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新生的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时，把劳模代表和战斗英雄代表集合在一起，共同举办表彰、庆功大会，目的是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同仇敌忾，既要保护好革命的胜利果实，又要建设好新生的国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前线战士英勇杀敌，后方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开展订立爱国公约、生产竞赛、厉行节约运动，对战争给予了大力支援。

　　当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时，国内通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社会秩序得以重建。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建设无可置疑地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这不仅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前提，更为中国人民建设好国家增添了巨大的信心。抓紧这难得的机遇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踏步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前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1956年来临时，国家各方面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曙光。按照规定，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这一年召开。为了更好地调动全国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新年伊始，全国总工会就作出了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决定。大会的主题，正是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提前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1950、1956年两次全国劳模表彰最为明显的差别，是表彰大会名称的改变，而究其实质，其中隐含着对国家发展战略认识的微妙变化。首次劳模代表大会的名称为“工农兵劳动模范”，表彰的对象包括工业、农业和部队三方面。而1956年则改为“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代表集中在工业战线，农业和军队的劳模被排除在表彰对象之外。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的，但在此后的近100年时间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认真思考过中国工业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全国政权后，才逐步得以解决。”朱佳木：《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把工业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确立的。此后，出现了全国城乡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为了积累资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采取统购统销政策，以适当维持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广大农民对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和奉献。在1950年劳模表彰时，曾专门就农业劳模代表条件做出规定，名额与工业战线相当。此时，国家在大力推进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尽快使翻身的农民发家致富；而老解放区已在探索如何提高农业技术，尝试着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评选条件中“带领组织群众实行生产互助或精耕细作勤劳增产，发家致富获有显著成绩者”排在了第一位，“模范的农民协会或合作社等群众组织中组织生产的优秀工作者”《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筹委会关于召开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的计划》，1950年7月31日《人民日报》。也是七条标准中的重要一条。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大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化，过渡时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完成，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愈发凸显，农民成为了国家工业化的幕后英雄。广大职工处于国家工业建设的第一线，为基础工业的创建和生产水平的推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三）社会结构的重组

　　伴随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旧中国的统治阶级被彻底推翻，人民群众做了国家的主人。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土改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赎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不再是原有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中很多人，有的成为国家机关、经济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重新选择生活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中的一员。经济所有制变革造成的单一公有制，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趋向简明，出现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分天下的局面。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因而获得了“工人老大哥”的称号。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新中国的基础。唯独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定性，摇摆不定。但1956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最好的一年。年初，在知识分子大会上，周恩来不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指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建国后的教育和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判断，令刚刚经过肃反运动的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紧接着，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100多位知名教授、科学家受到表彰，华罗庚、钱学森、夏鼐、张光斗，以及青年讲师谷超豪、苏星等位列其中；110名优秀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授予荣誉称号。正如全国总工会的《决定》所说的，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促进全国工人群众和全国农民、知识分子大团结。

　　建国初期，保护新生的政权需要人民的力量；百废待兴、实现工业化的强国之梦，更需要群众的热情。而此时翻身的喜悦和报答党恩的朴素情感，为回应时代的召唤做好了社会心理的铺垫。劳模群像是这个时代培养和孕育的，这个时代也因劳模精神而名垂国史。

　　三、劳模表彰的社会效应

　　在1950年劳模评选中，农业强调的是精工细作、勤劳增产、发家致富，工业倡导的是生产节约、技术发明、护厂和支援前线。基于这样的标准产生的劳模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条战线的劳动者。1956年，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超额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是最流行、最鲜明的口号，期间劳动模范涌现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民众的工作热情和积极的社会心态。“根据今年三月以前的统计，上海涌现了5万多名先进生产者；北京涌现了20525名先进生产者；江苏省涌现了21128名先进生产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涌现了12000多名先进生产者；陕西省的西安市涌现了3877名先进生产者；河北省的唐山市涌现了9463名先进生产者；辽宁省沈阳等十个市涌现了36448名先进生产者和2448个先进单位，有6万多工人突破了各种定额；全国铁路系统有90％以上的火车司机都突破了运输定额。”赖若愚：《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5月3日《人民日报》。在这个群情跃动的年代里，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此时，国家的政治动员与民众饱满的社会情绪交相辉映，其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接下来的全国群英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1959年10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称号的2565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3268人。1960年6月，授予全国先进集体称号3092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2695人。齐燕庆：《中国劳模现象的历史及其沿革》，《理论前沿》1996年第9期。在这两次表彰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分别作了工作报告。劳模人数的不断增加，国家舆论的积极倡导，反映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工作的政策导向。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劳模表彰激发了劳动者的工作热情，鼓舞了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士气，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党的热爱。回首20世纪50年代，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总是火热的建设场面、淳朴的同志情感，以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那股子豪迈激情。建国初的劳动模范大多是旧社会的苦出身，他们曾经处于社会的最下层，生活贫苦、被人瞧不起。新中国建立后，他们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内心深处迸发出对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朴素而炽热的情感。他们把这种感恩、报恩之情，转化成了无限的劳动干劲，以此抒发着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些普通劳动者的身上，无论是掏粪工人时传祥，还是老工人孟泰，他们以苦为乐、任劳任怨的高尚品质，对国家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新中国伊始，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因此，在两次劳动模范评选中，大搞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是一条始终不变的标准。1954年4月，发明“万能工具胎”的鞍钢技术能手王崇伦与七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一起，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的建议书。无论是郝建秀工作法，还是马恒昌小组，所彰显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以技术革新展示自力更生、不畏困难的气度，传递的是勤俭节约、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承载的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这种源于民众的精神力量，为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打上了健康的底色。在这个需要劳模并涌现劳模的时代，劳动者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的共振，进而转化成为一种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基于此，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世界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观，以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活态度，才能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风尚的主潮。

　　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劳模及其社会效应，我们会发现社会风气形成之机制：一方面，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以其个人内在的精神品质，作为道德示范感召群体行为；另一方面，国家以“树典型”的方式有目的、有组织地宣传和倡导，把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传播和渗透，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中国共产党延伸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还能协助政治权力的延伸。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上，建国初期是革故鼎新、奠定基础的特殊时期。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从精神风貌到人际关系，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民间社会风习都发生了急剧转变，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社会面貌日益形成，有力践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7页。的庄重诺言。就此而言，国家的社会动员与劳模群体的精神引领，无疑是建国初期开创社会风气、重建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集体记忆与社会风气的传习

　　建国初期的劳模表彰已成历史，但劳模精神所张扬的时代风尚，却成为了当代中国不灭的印记。而今，重新翻阅当年的劳模事迹，那个火热年代里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道德形态和生活形态就会鲜活呈现。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故事投射出的是劳动者的高贵灵魂，是民族性创生的人格力量。它所辐射出的人生形态和社会意义，也因此可以成为我们回观历史、审视现实的重要依据。

　　劳模的社会价值何在？劳模表彰何以成为社会风气的引向标？通过考察建国初期劳模以及他们的舆论效应，我们不仅可以充分感受和体会到那一代人心理秩序的脉相，更能看到国家和社会环境对民众的深层诉求。在全国性劳模评选活动停滞17年后，1977年至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次召开大会表彰劳模，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渐趋进入建设正轨的征兆。这期间，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的先进企业和先进生产者的奖掖，对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先进单位和劳模的表彰，是新中国劳模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也是顺应时代所需的动员策略。与五十年代的劳模表彰相比，虽然时代主题不同，但劳模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却是跨越了时代的共通性道德。

　　如何让劳模精神成为构建社会风气的主流话语？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企求个人发展、国家昌盛的国民心态，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嬗变中的国民心态也使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崇拜金钱的物欲化倾向、缺乏理性的群体躁动倾向、人性衰退的冷漠化倾向、权利和义务失衡的无责任化倾向，在社会上滋生蔓延。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90~135页。在这种背景下，追念过往也便成为一种群体的心理惯性。那么，如何让50年前的集体记忆成为我们和历史紧密联系的精神纽带？延续这份记忆的意义又在哪里？关注群体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问题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就社会记忆而言，“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保罗·康纳顿、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因此，把社会记忆与过去的形象在当下现实活动中的重建联系在一起，就必须依赖代际交流，以化解不同辈分的人在精神情感上的隔阂感。基于此，他提出社会仪式和身体实践两种传播方式，以期“每个群体都对身体自动化委以他们最急需保持的价值和范畴”。这是凝固群体认同的前提条件，也是营造社会风气的心理基础。

　　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转引自何宗思：《中国人格病态批判》，现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回首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群英会，到当下振奋民心的“感动中国”和“中国骄傲”，各时代劳模身上所汇聚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公民文明素养最为真切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立足于对建国初期两次全国劳模表彰的考察，不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们当前所尊崇或留恋的价值，其深意更在于察觉那个时代人们思想文化的萌动，从而为这个时代指出社会进程的方向。